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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吏读书及其他


□ 散 木

  中国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这是一个悠久的良性传统。
  中国古代历朝的官员,大多是自幼入学,随之开始读书(经史子集),目的是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的价值理念,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的习成,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同时,为官者通过读书提升了自我的品格,高远者更会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谓“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造就、成就了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与“讨个小”并列),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如果要追询一下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大致可以有以下的解诠:第一、这是官员日常行为方式和士大夫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古代官员的选拔,依靠的是入仕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没有若干年寒窗下读书经历的人、没有对儒家学问有一定造诣的人,是不可能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这样一来,习惯使然,但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他们阅读的习惯,入仕以后也往往离不开书册。在官场,天下太平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则考量官员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后者是前者的铺垫和补充,很难想象一个有较好政绩的官员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官场的圈子中,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词章、风度、名望、口碑,等等,都是评价的标准,于是风气所向,读书以及文风的讲究自是水到渠成。而历朝执政理念的儒家学说也是强调包括读书等官员的个人修养的,这与其说是治理天下的理念,倒不如说是中国文化内核之中亟求学会做人的道德伦理要求。所谓家国同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读书无以养成符合朝廷对官员素质要求的条件。《论语》说:为官者,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更给出了士子处世的不二法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凡此,不读书则如何?
  第二、是古代制度设计和保障的要求,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在上三代时还是一个世袭血亲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等级制社会时代。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也在不断地提升,讲求偃武修文、附庸风雅(如“周文”和“周礼”)成为制度文明的内容。经过秦始皇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建立和汉武帝实行察举制度,朝廷对官员条件的要求有了相对进步性和公平性,德行才学成为其中的标准,以至“唯才是举”、“唯学是举”。到了隋唐,遂成为公开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考察应试者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此后不读书者(不好读书者)不能为官成为定例。当然,这种古代士子的读书风气(与科举制度并为传统),其优劣亦并存,它带来对其评判的一定困难,比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曾在《剑桥中国史》中说:士子读书,“这些经书的内容,是士大夫学用孔孟之道后在口头上表述的那套道理和礼节上所用的一部分东西,而在实际行动上则参与结党营私以及有系统的勒索,有组织的敛财(这是官僚阶级的突出之点)”。进而好读书与好官并非能够成为正比,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好读书不尽然是好官,但劣官则一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此也无它,此类官员的主要兴致不在读书,而是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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