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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与民族学 ——从杨成志的一篇旧文说起


□ 汪洪亮

  ——从杨成志的一篇旧文说起

  杨成志1 941年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一文,对边政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作了精到阐述,揭示了边政研究的内涵和思想背景,强调了边政研究与民族学的密切关联,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的现实关怀及努力方向。对比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及参照时人关于民族学与边政研究关系的论述,可看出当时学界致力于国族建构和边疆建设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边政研究 民族学 杨成志 吴文藻

  作者汪洪亮,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68。

  民族学对于中国来说是典型的“西学”,进人中国的时间较为晚近。正如凌纯声1936年所言:“民族学是一种新兴的科学,他的独立成为专门学科,在欧洲亦只有七十余年的历史;至于中国人从事这种科学的研究,不过近二十年之事。”①边疆研究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学术,但其兴盛则在近代以降。近代中国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出现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20 -40年代,分别以“西北史地学”和“边政学”为代表,其中,“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以现代学术研究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全方位研究”,是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②边政研究是中国学者在当时特殊的边疆政治形态下,将民族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首次尝试,是西学传人条件下边疆研究从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转型的产物。③而学界有关民国时期边政学的专门研究长期阙如,部分论著虽对边政学有简要介绍,但均语焉不详。④李绍明指出,应该“善待那段历史,这段学术史是很值得回顾、值得研究”,“需要我们客观地来看,来评价,现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学者开始多了,但还不深入,其实没有几本书将这段历史梳理清楚,并给予恰当评价”。①

  另外,需着重指出的是,学者们在对边政学追本溯源时无不从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谈起,②而杨成志发表稍早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至今鲜为人知。据笔者所见,目前多种版本的杨成志文集,均未收入此文。③杨成志的学术贡献,已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但均未延及其边政思想。④本文拟简介此文,彰显其在边政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同时参照时人有关论述,对民国时期边政研究与民族学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揭示,并以此为视角简要梳理和评述这段学术史。

  一、民国时期边疆涵义及边政研究的范围

  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1941年9月发表在《广东政治》第1卷第1期(创刊号)上。这十个名词是边疆定义、边疆问题、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教育、边疆调查、边疆干部、边疆文献、边民博物馆、边疆政治。文章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边政研究所涉及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学界一般认为边政学的“奠基之作”,即吴文藻于1942年1月发表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上的《边政学发凡》,比该文发表要晚4个月。杨文指出:“本文是一种发凡性质的论述,把边疆研究的各项部门,一一略加解释,俾望国内一般人士得明了边政研究为如何的事业。”吴文也提出,边政研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国内学者尚未加以讨论。本篇之作,亦属初步尝试性质,只能先给边政学划出一个轮廓”。⑤两文均对边政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内容及涉及学科做了概述。需要说明的是,杨文并没有明确提出“边政学”这个专有名词。不仅如此,据笔者所见,除吴文藻外,民国时期其他学者在论著中均未明确提出“边政学”,而多以“边政研究”、“边疆研究”论之。

  要对民国时期边政学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有必要先辨析“边疆”与“边政”两个概念。杨成志注意到,当时“边疆”一词已成国人惯用的“口号”,“但其真实涵义至今罕见人论及,因而常见论者使用起来,意念未清,纷立所见,这种日常用语似乎应先弄个清楚”。⑥吴文藻也认为:“时人讨论边疆问题,应用名词甚为庞杂。欲使边政学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就必须先下一番正名功夫。”⑦中国古代边疆范围伸缩不定,边疆概念也相当模糊,有很大的弹性。古人多以“华夷”文化分布差异、区域经济开发程度作为核心地区与边疆的分野。但到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西学东渐,国人的民族与国家意识逐步明晰,对“边疆”范畴的认知也渐为深化。

  一般而言,边疆指国家的边界及其附近区域。但在民国学人看来,这不足以概括当时中国“边疆”的范畴。如黄奋生指出,中国的边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国界的边疆,即与外国领土接壤的区域;一为文化的边疆,即未尽开发的土地,其间为游牧经济的各宗族所散居,而其习俗、宗教生活、语文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区域。”①吴文藻也认为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②边疆是国家内部的边缘区域,与中心或中枢相对存在。这个“边缘”区域具有多重层次,比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理的,或彼此重合,或相互悖离,边疆的概念因而显得丰富而又复杂。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对边疆的认知与当时国人的国家意识密切相关;二是时人对边疆的认知相对更为重视文化的含义。李安宅指出:“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③陶云逵认为,边疆“是文化的边区”,边疆问题“实是个文化的问题”,“边政的方面甚多,不胜罗举,但其共同目的则为保卫边民加强团结,推进复兴大业”,“边政之重心是使边疆社会的文化改变为近代化的文化”。④《边疆研究季刊》的发刊词指出,“所谓边疆,依词义释之,当为中国与外国毗邻之地区。惟吾人本于文化观点,以为边疆之涵义,当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边缘”’,而“中国民族之所谓‘我群’,其主要成分,当为最初组织中国国家之汉族,其文化之体系及其领域,早经奠定,一脉相承,至今不替。所谓‘他群,,则为边疆及内地之浅文化,其语言习俗,乃至一切文化生活,尚须经过相当涵化作用,以渐与‘我群,融合为一体……时至今日,国危族殆,整个中华民族之‘群’,已不容再有‘他,、‘我,之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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