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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德个人”缘何产生——专访阎云翔


□ 辛智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解读这些变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的一大热点。已有的解读一般多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入手,圈点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差异;即使有研究从社会角度切入,也多关注市民社会、社会分层、社会溃败等宏大叙事,少有关注中国个体道德观和价值行为方面变化的研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终身教授阎云翔的研究,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在新著《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阎云翔认为,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崛起,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变化。其实,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的知识精英就一直在呼唤个人的独立自主,希望通过再造“新民”“新青年”而再造中国。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五四”先贤迅速过渡到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呼唤上去。当前个体的重新崛起,似乎是对几十年前的一个回应,应该乐观其成,但是,阎云翔却发现,当前的这种个体化是处在政府掌控之下的,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最终会导致“无公德个人”的出现。这种新出现的变化会将中国带往何处,值得关注。

  阎云翔出生于1954年, “文革”初起时,全家被从北京遣送回山东老家。此后为了逃避饥饿,他逃往东北,被距离哈尔滨市50公里的下岬村收留。17岁到24岁,阎云翔在下岬村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小学五年级的水平通过死记硬背考上北京大学,后留学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从1989年开始,他先后多次回到下岬村开展人类学调查。特约作者最近在北京采访了回国探亲的阎云翔教授。

  “无公德个人”的出现

  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得很多年轻人忽视了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著作中提到,当前中国的“无公德个人”已然出现?

  阎云翔:对。通过对下岬村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我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的标准金额已经涨了10倍。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彩礼的接受者已逐渐从新娘的父母过渡到新娘自己。甚至常常是新娘与新郎联合起来向新郎的父母索要最大额度的彩礼,这常迫使新郎父母深陷债务困境。而新郎和新娘的合法理由却是个人财产权的观念和个人主义的说辞:新一代青年在索要彩礼和房子时的权利意识更强,常会声称他们对家庭经济是有贡献的,他们只是以彩礼的形式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份钱;更有一些伶牙俐齿的年轻人坚持认为,从家庭的财产中取回自己的存款只不过是在行使个人权利,这是个人自由和独立,或者说,这是有“个性”。而当我问到什么是个性时,他们的回答常常是“想做啥就做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后来发现,这个案例反映出来的情况,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具有普遍性。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年轻个体开始强调“我应得……”,在从父母那里索要更多东西的同时,却忽视了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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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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