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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中的家破亲离故事


□ 王一川


在中国电影诞生以来的百年间,动荡起伏的中国社会究竟浮现过多少令人感动的家破亲离故事?随着电影把镜头对准社会生活中的丰富事件,形形色色的男女爱情与婚姻关系、家庭亲情,以及更广的家族成员之间的恩怨纠缠等伦理景致,得以在银幕上一一展现。于是,电影成为人们生活的伦理景观的一种现代制作形式。家破亲离,是指家庭破裂后成员彼此离散或恋人因故相互分离的状况。在种种社会伦理问题中,家破亲离故事由于善于展示男女婚恋和家庭亲情变故与纷纭复杂的社会动荡过程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具体地呈现社会的种种深层次问题,因而尤其能凸现影片制作者对于社会伦理问题的认识与探索,所以值得认真关注。
对于电影叙述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故事有何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叙述中呈现为何种面目,即如何呈现,这种呈现产生什么修辞效果。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影片尽管当推1905年的《定军山》,但直到1913年郑正秋任编剧的故事短片《难夫难妻》(郑正秋、张石川导演,亚细亚公司发行)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虚构故事才登场亮相。这个事件看似平淡其实意味深长:中国电影叙述的真正开篇恰恰在于有关家破亲离的“难夫难妻”故事。确实,在从那时以来至今百年的中国电影长河中,家破亲离故事一再呈现,显示了种种不同的景观。一般地说,到目前为止的家破亲离叙述曾经经历过三个阶段。下面先勾勒三阶段线索,再对其模式做点简要分析。
1.在写实与寓言中批旧。第一阶段为批旧期。20世纪30、40年代的影片常常以家破亲离故事为武器,去尖锐地揭露、批判和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为消除这种黑暗和腐朽提供了充足的美学依据。这里的叙述是直接写实的,即电影画面本身就力图呈现实际发生的生活事实,但同时更有着明显的寓言意味一暗喻当时的乱世及其对人的必然摧残。《桃李劫》(1934年,导演应云卫)讲述正直、善良的年轻夫妻陶建平和黎丽琳在黑暗的时代家破人亡的故事,表达出对旧社会的深沉控诉。这种控诉在《渔光曲》(1934年,编导蔡楚生)所讲述的贫富两家庭的相同命运中得到有力回应。原来彼此贫富悬殊的徐、何两家后代,在经历各自的家破亲离变故的无情打击后,终于变得同样一贫如洗了。故事似乎要告诉人们,尽管人们善良、正直、彼此友爱,但在旧社会特定条件下,贫富家庭一样苦命。也就是说,无论贫富都注定不会有团圆美满的家庭生活。起来改造吧,改天换地是唯一出路啊!这类左翼影片的家破亲离叙述的批判锋芒对于“旧社会”简直具有摧枯拉朽的修辞力量。《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以抗战期间一个家庭的乱世亲情离合过程为主线,长河式地展开了家破亲离风景。全片交织者三个系列景致:一是张忠良由抗日爱国青年走向堕落、混入腐败的上层社会的过程;二是他的妻子素芬与婆婆、孩子抗生所经历的苦难生活过程;三是写他的弟弟张忠民与其同事婉华投奔山区游击队、战后留在解放区工作。在家破亲离困境中张家兄弟俩所选择的不同人生道路,无论是忠良的还是忠民的,都会在鲜明的对比意义上对观众产生启示的力量。《小城之春》(1948年,导演费穆)则只是选取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破败角落展开故事。乡绅戴礼言长年养病在家,妻子周玉纹被这个令人窒息的封闭环境压抑得失去了活力。礼言的好友章志忱的突然到来,在这个家中陡地掀起了激烈的情感波澜。这几位人物都经受了同一个道德天平的严峻裁判。玉纹经受的是在婚姻与爱情之间选择的痛苦,志忱则在爱情与友情之间难以自拔,被病魔缠身的礼言经历艰难抉择后毅然决定玉成妻子与好友的恋情。结果是志忱选择了离开,与玉纹的两次短暂爱情终于无果而终,他们之间的别离换来这个面临分裂的破败家庭重新归于表面的平静。
2.批旧颂新模式的定型。第二阶段为批旧颂新期。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影片常常通过家破亲离重聚故事模式,去揭露“旧社会”和赞美“新社会”。这些影片力图证明:旧社会造成家破亲离悲剧,而新社会带来亲人团聚。《白毛女》(1950年,导演王滨、水华)讲述发生在华北偏僻农村的一桩奇事,以喜儿的家破、亲离及与王大春的重聚故事概括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翠岗红旗》(1951年,导演张骏祥)描写向五儿在丈夫江猛子参加红军长征后,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坚持斗争,终于在红旗插上翠岗山的胜利日子里与丈夫团聚。《女篮五号》(1957年,谢晋导演)同样在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中讲述一对篮球情侣离而复合的故事。《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年,王家乙导演)通过年轻姑娘达吉与其汉彝两个父亲的关系,显示了旧社会使人家破人亡,新社会让失散的父女团圆的鲜明比较。类似的主题在《枯木逢春》(1961年,导演郑君里)中继续着:身患血吸虫病的苦妹子在政府派来的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痊愈,与冬哥重新组成家庭,过上幸福日子。《舞台姐妹》(1965年,导演谢晋)讲述浙江越剧戏班里竺春花与邢师傅的女儿邢月红结为“舞台姐妹”,决心像师傅教的那样“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但到上海后走上不同道路。重聚后的两姐妹决心认真改造自己,演一辈子革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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