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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临遗产的精华何在?


□ 董 健

佐临遗产的精华何在?
董 健

(一)

在我国现当代戏剧史上,黄佐临无疑是一位很有贡献、很有特色的戏剧家。今天来纪念佐临一百年,我们要很好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遗产。他是一个很权威的戏剧家,在创作实践方面很有贡献。他的戏剧修养很全面:既擅长创作,又擅长理论;在创作实践方面,能编、能导,早年还能演;在对戏剧历史和理论的理解、把握方面,他颇能贯通中西,又能融会各种流派。
这样一来他的遗产就很多,大家一直在谈论他的戏剧观,但还有比理论更高的东西。如果能找到另外的东西,才能把他的戏剧观表达得更清楚,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他的遗产的精华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本文标题所示:“佐临遗产的精华何在?”回答就不会相同;又如,佐临戏剧生涯的黄金时代是在何时?回答也不会一样。再具体一点,对他1962年谈“戏剧观”以及提倡“写意戏剧观”的理解和历史评价,也是不尽相同的。

(二)

首先我觉得,从整个大环境来说,认为他是“布莱希特派在中国的传人”或“中国的布莱希特”,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评价黄先生,是很不恰当的,这一评价影响到我们正确认识他的贡献。想想黄先生在英国留学时,萧伯纳的赠言:易卜生不是易派而是易卜生,我萧伯纳不是萧派而是萧伯纳,你黄佐临也不要创造什么派别,而要用自我的生命去独创一格。实际上黄先生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他这样做了一辈子,要去说他是布莱希特派或布派,实际上对他是有很大的贬意的。
孔老夫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这里不仅讲的是政治上所向往的状态,提倡的也是一种理想的人伦、政治状态,也是理想的文学、艺术状态。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这样,他们的创造是具有独创性而不是封闭性的,一旦形成“派”,就带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只有那些不够伟大的带有“匠人”气息的从艺者,才以自己归于某“派”为荣。因为他自己的创造力不够,背靠大树好乘凉,这不是很高的境界。所以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评价黄先生。
然而在我国戏剧界,一般都看重两点:第一,黄佐临是“布莱希特流派”在中国最有力的代表人物,于绍介、推广布氏之“体系”功劳甚大;与此相联系,第二,他是中国“写意戏剧观”的倡导者,对中国戏剧观念的“解放”起了推动作用。
这样看不能说不对,但总叫人觉得有些表面化和一般化,似乎没能道出佐临全部遗产的精华所在:喜剧精神。如果用戏剧观这个思想为线索来研究黄先生,大家都知道《抗美援朝大活报》是初步实验,后面还有《新长征交响诗》、《激流勇进》,这都是实现这种戏剧观的比较有名的作品。但《激》剧在精神内涵上是有问题的,此剧是1963年在上海产生,正值上海极左势力在抓“十三年”、“反修防修”的时候。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到1964年是中国启蒙主义急剧衰退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一个大背景是蒙蔽、蒙昧的时代,是一个“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文革”即将爆发的时代,怎么会有如那些人所说的戏剧上的“启蒙”呢?在局部艺术上,黄先生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表现自己想冲破束缚。所以《激流勇进》这个戏在外部表现和物质外壳上很有气魄,很有特点,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受当时“反修防修”大形势影响,存在严重问题。所以从这个线索上来概括黄先生,从逻辑上讲很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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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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