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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喧哗与对话


□ 刘 康

  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们着实风光了好几年;西方的精英文化亦赫然流传于讲堂、书店、沙龙、画廊……从萨特到海德格尔,从福科到德里达,在中国领略了一番意想不到的风骚。(不过,这些以颠覆、解构西方文明“神话”为能事的大师们,心目中的中国,不是玄之又玄的《道德经》,或许就是在一片红海洋中所构成的神话。他们何尝料想到八十年代却成了中国文化精英们为争夺新的话语权所挥舞的新式武器?)但好景不长,“文化热”在中国陡然降温,匆匆清散。随之而来的是九十年代初的“商品热”,发烧友们弃萨特之辈如敝屣,对港台歌星影星、MTV、迈可·杰克逊等如痴如醉。时尚变化如此之快,令人来不及感叹,来不及嗟咤,甚至来不及惊讶。
  大洋彼岸的文化精英们,是否也体验着被“边缘化”的类似困惑?于是,便有了为“他者”,为“边缘”呐喊的话语,包上了精致的学术与理论的装璜,以种种的主义——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文化经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的面貌,纷纷出现,在精英文化中,再想刮起一阵颠覆与解构之旋风。于是,便有了巴勒斯坦裔的萨伊德,印度裔的斯皮瓦克(Spivak),黑人盖茨(HenryLouisGates,Jr.),等等为第三世界、为少数民族、为女性、为他者打抱不平和打擂台的学术“大腕”。精英文化日趋寂寞的中国,也只有为数极少的刊物在张学友、叶倩文们的潇洒、逍遥、消费的歌声中,向人们传递着萨伊德们的音讯。
  萨伊德却一点也不寂寞。他风度翩翩,从谈吐到服饰都无懈可击。他讲演起来,那雄浑铿锵的嗓音和滔滔口才,就像他的曼哈顿上流社会的绅士仪表、优雅流畅的英文写作一样,充满了魅力。(要知道,他的文笔为其思想增色不少。德里达的法文本来就晦涩,拉康的写作译或不译均不忍卒读。而萨伊德那手漂亮的英文,令多少对新理论呲之以鼻的英文系老教授们折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讲座教授。他曾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阿拉法特的亲密战友。他近年来似乎政治参预的劲头不如从前,正倾心钻研交响乐,沉醉于德彪西和舒曼。但他新近又推出了比早年《东方主义》还要急进的新作《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并引来了《读书》好几位留学海外友人的议论(笔者亦荣幸或不幸地叨陪末座,在潘少梅女士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一文中,成为“借用萨伊德东方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倾向——见《读书》一九九三年九期。潘女士似有误会,笔者并未对萨氏理论苟同,更惶论“借用”。我倒是颇赞成潘女士的意见,中国的问题较一般“第三世界”复杂,对诸如此类的理论,应慎之又慎。)
  我们读萨伊德们,或许得读多层次的本文。一层是将萨伊德其人其事当成本文来读解,二层是读其作品本文,三层是其写作的语境或上下(本)文(Context)。萨氏及其他有关“后殖民”等的理论话语,可看作西方精英文化在当代这个文化商品化,商品文化化的“后现代社会”中,对人文主体的又一次追踪和界定。西方文明的主体和“自我”已在福科、德里达的解构中消失在语言神话的废墟里。萨伊德们则要在非西方的“他者”话语与西方“自我”话语的中心论霸权的对峙之中,重建一个主体。这是萨伊德这个巴勒斯坦裔学者血液中湍流的一种“民族无意识”或“政治无意识”。这是他的作品中政治参预代码的内涵。这亦是在西方商品化的学术市场这个语境中的一种策略。萨伊德的主体(他实际上几乎从未用这个字眼)在政治民族性/商品性/学术性之间徘徊游曳,以精致典雅的学术话语包装着民族文化反叛的愤怒与喧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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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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