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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学术月刊》


□ 李华兴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件事情令我终身难忘。
  1961年2月,当我还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时,与青年教师黄美真、赵清合作的《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在《学术月刊》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了;紧接着,3月11日《人民日报》学术动态专栏,又以两千多字篇幅对论文作了详细介绍。
  万事开头难。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不仅十分感激《学术月刊》编辑乔彬的提携和指教,而且浮想联翩: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一个与《学术月刊》素昧平生在史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一个与老师合作研究的新兵,竟能署名在前,于当时全国知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月刊》上发表论文。所以,除了感激之外,我对《学术月刊》突出的印象就是它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坚持以学术质量为取舍标准,秉公办事,按科学精神办刊物。
  由此,我也真诚地希望,《学术月刊》编辑部能够不断发扬光大这种优良传统,以便奖掖新人,扶植更多年轻学者在公平竞争条件下破土而出。综观古今中外,每个成功者的智商和天赋尽管不同,但勤奋+机遇一成功,却是概莫能外的铁律。机遇难得,愿《学术月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为年轻学者创造机遇。
  “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学术论争是发展科学、探求真理的必由之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磨砺,我深切感受到,学术辩论总是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要维护自己论点的正确就必须完善自己的论据,找到对方论点的破绽;因而在双方争辩过程中,人的思维特别敏捷,思路特别活跃,在论点碰撞中会不断进发思想火花,从而逐步修正错误、接近真理。20世纪60年代初,虽然极“左”思潮盛行,学术界空气沉闷压抑,然而,《学术月刊》在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学术月刊》发表的论文中,就有《试论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关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等四篇,是在编辑部乔彬、邬烈勋编辑的直接鼓励和多次推动下,指名道姓、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就不同学术观点进行商榷和针锋相对的争论写成的。思想自由,学术争论,这在今天也许司空见惯(不过,真正要做到还相距甚远),但在60年代却比较少见。由此也可想见,《学术月刊》编辑部当年的勇气、胆识和良苦用心。
  最后,想以肺腑之言,向《学术月刊》袒露心扉。《学术月刊》的生命在学术,学术研究的精髓在求真、求实、求新、求精。寄语《学术月刊》,要矢志不渝地抓住这条生命线和价值标准。
  在最近出版的自选集《民主与近代中国》“后记”里,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司马迁的不朽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可望而难及,但仍以强大的感召力,吸引自己毕生将其悬为鹄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和阅历的累积,我日益感悟到:剥去神秘色彩和迷信的内容,所谓“究天人之际”,应理解为要着重研究自然界(天)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要关注生态平衡的破坏与重建,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中被严重忽视的方面。所谓“通古今之变”,包含两个视角:一是要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断代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纵向考察;二是要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放在中国与世界两极相逢的冲突交融中进行横向比较。若能实事求是地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与和谐发展,从人类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和谐发展出发,对古与今、中与外进行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必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从而判明利弊得失、是非功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引申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如此,方可“成一家之言”,科学地反思既往,认清现在,把握未来,以造福于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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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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