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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偏激(外一篇)


□ 阿贝尔

  这些年一直没走近纳博科夫。是不愿,也是不敢。《洛丽塔》倒是读了,《斩首之邀》没有读完。纳博科夫与前苏联甚至俄罗斯都有一种决绝,就像对弗洛伊德一样敌视,永不让步。什么事件把他伤得这样深?是童年的阴影,还是一种理性的确认?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帕斯捷尔纳克好像从不提起纳博科夫,曼德尔斯塔姆和阿赫玛托娃也不提说。帕斯捷尔纳克跟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是一家人,而纳博科夫是另一世界的人。也是,他很早就不是俄罗斯人了,成了一个美国人。他哪里理解、哪里愿意去理解留在斯大林卵翼下的人?同样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布罗茨基也从不提及纳博科夫。在布罗茨基谈话录里(也是在美国和欧洲自由国家),当问起他如何评价纳博科夫,他总是转换话题,好像纳博科夫压根儿不存在。这是一个奇妙的现象。我理解为文学的分歧,也就是布罗茨基(代表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价值)的文学价值与纳博科夫的文学价值的分歧。布罗茨基也不返乡,死了也不返乡,这和纳博科夫一致,而索尔仁尼琴和波兰的米沃什是返乡者。

  分歧并不影响彼此都成为大师。一条在美国的自由大海中畅游惯了的鱼,是不太能理解一直在苏俄的水塘中静卧的鱼。大海里的鱼干净,吸入的氧充足,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而水塘里的鱼一身泥,鳃里都是泥,还有农药和激素药。但鱼的内心有相通的地方,他们对水和水生物的要求是一致的,对任何可能伤害到鱼类生存和审美的肮脏的厌恶与排斥是一致。

  在纳博科夫《独抒己见》一书中,我勾出了一些句子,比如:我从不认为文学是一种职业。对我来说,写作永远是一种沮丧和兴奋、折磨与娱乐的混合——但我从不指望写作会是收入的来源。又比如:换句话说,我想我愿意把脑壳置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而不在意将我的其他的器官和肢体分布到不同的世纪和国家。我觉得他说的好,特别是第二个句子的后半段,说得真好。

  纳博科夫有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伟大作家的偏激,这种偏激是性格使然,也是视野使然——他看东西的角度不一样。他说:“自从像高尔斯华绥、德莱塞,还有泰戈尔、马克西姆·高尔基、罗曼·罗兰这些可怕的庸才常被当做天才之后,我就对所谓的‘巨著’这类伪概念感到困惑和好笑。”他把我年少时热捧的泰戈尔划在了庸才的行列,我有点反感他。至少说,他不懂东方文明。他举的例更让我吃惊:“(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或帕斯捷尔纳克的夸张、写得糟糕的《日瓦戈医生》,或福克纳的南方编年史被认为是‘杰作’,或至少新闻记者所说的‘巨著’,在我看来,是一个荒谬的错觉。”我想,要不是出于嫉妒,他就是出于狭隘的文本定义。文学不单是文本意义那么简单,支撑起文本的是作家的心灵本质,包括爱与良知,而非纯粹的艺术技巧。看他列举的他心中二十世纪的散文杰作,就知道我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他心中的杰作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别雷的《圣彼得堡》,以及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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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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