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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


□ 杨瑞龙 邢 华

  [摘 要]权力与可信承诺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引入权力因素导致科斯定理不再成立: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力的不可转让性消除了趋向最优谈判的压力;而有限承诺加大了谈判结果偏离帕累托最优效率的程度。因此,为了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需要分析那些拥有权力的个体的行为。这些人包括专制国家中的君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等。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关键行动者和“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权力和可信承诺是政治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于把握政治企业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权力 可信承诺政治企业家 科斯定理
  [作者简介]杨瑞龙(1957-),男,江苏省昆山市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研究。
  邢 华(1977-),男,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84-07
  
  一、权力与国家起源和无效率的制度
  
  (一)科斯定理与国家契约理论
  在解释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国家契约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该理论最近的发展以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方法为基础,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分支。国家契约理论不考虑权力因素,它的前提是权力的平均分配,在此基础上参与人之间的自愿交换成为可能。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参与人的自愿交换将会产生帕累托有效的结果(Buchanan,1989)。这就意味着,一旦存在互利交易的机会,参与人就能够通过自愿谈判攫取这些机会,从而改善交易各方的处境。当存在交易成本的时候,只要交易成本小于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交易参与者的理性行为的结果将会导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交易成本范式下,组织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形式出现,国家本身也是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形式。
  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国家的起源,也可以用来分析政治市场,其中各种形式的契约是分析的重点。在解释国家起源时,这种契约表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契约;而在分析政治市场时,则表现为政治家与选民、政治家与官僚以及利益集团与政治家等之间的多重契约关系。不管契约的形式如何,该理论都预言大致可以获得最为有效的结果。因为,如果现有的状态没有达到最优,那么就存在达成最优谈判的压力,交易活动的参与人就会进行谈判,直至攫取全部的潜在收益。当无政府状态向有秩序的社会转化所获得的收益足够大时,全体社会成员就可以达成一个社会契约,在全体社会成员同意的基础上选出一个代理人行使权力,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当政治市场中存在互利的交易空间时,参与人就可以设计出各种组织(例如法庭、国会中的委员会组织等)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North,1990)。
  然而,存在互利交换的空间就一定可以通过契约达成有效的结果吗?进一步讲,我们所处的世界真的像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方法所预言的那样处于可能达到的最优状态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科斯定理需要依赖于自愿交易的假定。如果存在某些因素使得交易不是自愿的,或者即使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交易也无法达成,那么就无法实现科斯定理所预言的结果。奥尔森(Olson,2000)对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方法进行了评论,举例说明了社会存在的明显无效率的结果,例如战争、贫穷以及无政府状态等。他认为,集体行动的困法难使得互利的交易难以达成;即使不存在集体行动的困难,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是自愿的,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方法所预言的最优结果就只能是理论的乌托邦。因此,国家契约理论所预言的乐观结果是很难实现的,更为现实的分析需要我们将权力因素考虑进来。
  
  (二)权力与国家起源和无效率的制度
  1.权力与国家的起源
  为什么国家契约理论不是分析国家起源的合适的框架呢?奥尔森(Olson,1993,2000)认为,由于存在集体行动的困难,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难以组织,因此,指望通过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形式达成社会契约是不现实的。集体行动的困难主要在于,在集体成员规模很大的情况下,个人需要承担社会公共物品的很大的成本,但是却只能与其他成员分享公共物品所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大集团要想采取集体行动,必须采取选择性激励等途径才有可能使得集体物品得以提供。这个论点意味着,在社会面临潜在的收益机会时,即使潜在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也不能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来攫取这些收益。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在面临这些机会的时候,只有具有组织暴力潜能的人才有能力、有可能获得潜在的收益。这些拥有权力的人就像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对潜在的机会非常敏感,同时他们又是具有理性自利动机的人,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把握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机会,而拥有权力也使他们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家,我们将这些人称为“政治企业家”。正是这些政治企业家——包括专制国家的君主和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家和官僚一引导着国家的产生,并对制度变迁造成了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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