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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才为盟主”、“以气为主”的整合与文学自觉的标准


□ 赵树功

  摘要:文学自觉问题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结论难以统一的原因主要在于考察文学自觉的标准不统一。探讨中国文学的自觉,应该寻求符合中国文艺美学特征的标准,从这个角度衡量,“才”是一个堪当重任的尺度。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才由于学术界过于熟悉而被疏于研究。过去对才的阐释多从“才性之辨”展开,侧重于其对个体解放意义或者文学个性化的影响,而且将才裹胁在“才性之辨”中,既没有重视到才的独立地位,也忽略了其对文学更巨大更直接的影响。才通过与“文气说”的整合,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之中的重要地位。才的地位在文学中确立的过程,也恰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过程。
  关键词:才 才性之辩 文气说 文学自觉
  
  中国文学的自觉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话题最早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提出,其中“魏晋文学自觉说”后来为鲁迅沿用,并由此影响开来。此外还有汉代文学自觉说,张少康、詹福瑞、龚克昌等先生都主此说。赵敏俐先生则认为,文学自觉的说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如此一来,问题便有些纠缠不清了。魏晋说与汉代说各自言之成理,问题出在认定自觉的标准上。也就是说,各自言之成理的观点实际上是各自以自我认定的自觉标准为论证依据。不解决标准的统一问题,任何的讨论最终都会陷入自说自话。而这种标准的确立,就是文学自觉问题讨论的逻辑起点。
  这个标准学术界也有相对的共识: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对各种体裁的体制特点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对文学审美有了自觉的追求①。但赵敏俐先生通过例证,对此都提出了质疑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商榷:
  一,《诗经》的感性化写作本身就不同于其他经书的经验总结,它本就不在学术的范围,这样,“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一说放到魏晋可,放到诗经时代也无不可。
  二,体裁以及各种体裁体式的限定,多出现于古代现实礼仪与人生规范,是实用的产物,起初恰恰不是为了文学创作,比如汉代《独断》之中对奏表一类体式的说明,甚至更早的卑不诔尊的规定等等,都是礼教的现实反映,这样,以“对各种体裁的体制特点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来确定文学自觉,就明显有些不妥了。
  三,文人们的创作,从自为阶段开始,于基本修饰妆点往往存在惯性、传统以及思潮舆论的推动,创作之中对一种公认的美的体式往往有模拟、仿效的冲动,汉大赋的陈陈相因、中古阶段屡次出现的拟古思潮以及对体物、切物的认同与论述,这一切未必是明确了文学为何物以后的意识与行为,但都与文学审美相关。“对文学审美有了自觉的追求”有时恰恰是一种机械的传承,难以说明行为是否自觉。
  四,功利主义是就创作目的而言的,往往与作品的效用与影响相关,决定权不在作者或者不绝对在于作者,而是主要决定于读者,不能代表创作本身是否自觉:艺术美的东西尽可以拿来实现功利主义目的,现实功利主义目的明确的作品未必艺术含量就低。因此“以对艺术美的追求代替功利主义”为标准衡量自觉问题也靠不住。
  五,“个体意识”是一个笼统概念,即使是汉代诗学思想中鲜明的讽谏诉求与现实服务功能,尽管作者主体有着比较统一的意识,但谁又能说统一的意识就不是“个体”的意识呢?如果“个体意识”仅仅意味着与“众”不同,那么具有个体意识的应当只有少数,最终不可能成为集体的自觉。因而以“个体意识确立为依据”论证文学自觉也难以令人信服。
  六,不少学者以陆机的“缘情绮靡”为文学自觉标准,放弃陆机这个概括仅仅是对诗而言不论,其他很多非艺术的事业也凭依情感:司马迁就称《诗经》之外诸如《易》、《韩非子》甚至一些兵书都是古人的发愤之作。情感因为其无人不具、无处不显又随时随地变化而令人难以琢磨,史家因亲疏利益性情际遇而在传记中增删褒贬、思想家因家国休戚嗜好异同而于思想观点上无意的偏嗜,表现于文字之中都有情感色彩;甚至明代文人有所寄托而被《四库总目》反复申饬抨击的四书五经阐释文字,何者不具情感?但却并非属于文学。
  这些标准既然难以确立,更科学更客观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应当是兴起于魏晋六朝之际的“才”。曹丕《典论·论文》中称:“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中云:“才为盟主。”文学创作上文人使才用气,文学批评中文人们将才与气纳入文学批评范畴,才与气最终又通过整合而统一于才,这样的时代,就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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