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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租车抢案


□ 王德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重新崛起。在一片繁华悸动中,王安忆以小说为这座城市打造了一套谱系。一本《长恨歌》从旧社会写到新时期,风靡大陆及海外读者,之后的《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等,也多半以上海和周边市镇为背景,白描浮生百态,拟想城市和历史的互动关系。
  王安忆下笔繁复细腻,俨然继承十九世纪以来写实主义小说的正宗。她对人性素朴面的探勘,还有对都市生活社会学式的观察,永远兴致盎然。她的风格,好之者认为翔实生动,恶之者认为夹缠琐碎,其实是一体之两面。
  然而王安忆又不能为简单的“文学反映人生”的写实—现实主义公式所局限。她对小说在世界中所呈现的意义,每有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小说无中生有,是建构社会想像、铺陈伦理关系的重要方法。在一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时代里,王安忆有意经营虚拟文字,重新安顿“事物的秩序”。或有识者认为她近期作品耽于物质原初细节,充满社会主义式的乡愁。但这毕竟是见树不见林的说法。正如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小说《纪实与虚构》已经预告的,她是以上海为基础,重写“创市”──也是“创世”──神话。
  《遍地枭雄》是王安忆自《长恨歌》以来的重要突破,很可以显现她现阶段小说美学的变与不变。这本小说仍然以大上海为题材,时间的落点则是当代。习惯了《长恨歌》式情节的读者,对《遍地枭雄》要有心理准备。这本小说不写新旧上海的罗愁绮恨,甚至没有女性主角。相对的,王安忆要写的是男性──而且是黑道上的男性──之间的情义。以往王安忆善于将故事安排在街巷弄堂,上海市民安身立命的地方。这一回,她把角色连根拔起,让他们穿乡走镇,过起亡命生涯。《遍地枭雄》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说。这一人与空间关系的转换,和她的上海想像有什么关系?
  故事的主人公韩燕来出身上海郊区的贫民区。这块城市与乡镇接壤的地方原来一无是处,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居然也透露了生机,也让生长其中的年轻人蠢蠢欲动了。韩初入社会,高不成低不就,但再怎么甘于平淡,也禁不住环境的挑拨。企业、投资、生意、工厂……年轻人哪能不志在四方。然而知易行难,韩燕来必须妥协。即便如此,他要为自己打开出路。做木匠还是做开车师傅?韩燕来的选择可以料得到,而在这样的选择的背后,有着历史算盘拨弄的回声──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六十年前的选择,是有相似性的。
  小说由此进入正题。王安忆要写的是一个上海小青年的启蒙故事,她要观察一个年轻人与社会打交道的古老主题,在新世纪里会带来什么样的教训。韩燕来学会开车,加入千百出租车司机的行列,过起送往迎来的生涯。他的车子不只是谋生工具,也是欲望媒介。穿梭大街小巷,韩燕来仿佛有了自主的生活,也同时好像失去了什么。车是租来的,必须与人轮班;乘客形形色色,由不得司机挑拣。深夜的“男鬼”、“女鬼”在车上无所不为,尤其让韩燕来难堪。他还是童男子,王安忆提醒我们,内里还有那一点娇贵的天真和自尊。就这样,韩燕来一点一点融入上海这座大城市的轨道,直到那个生意鼎盛的圣诞夜晚上,直到那三个年轻男子上了他的车。
  王安忆写韩燕来和他的车子之间的关系,平实流畅至极,但也隐隐透露寓言意义。《遍地枭雄》的这一部分,日后一定会不断引起读者将其和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经典《骆驼祥子》(一九三七年)做对比。我们还记得来路不明的祥子到北京讨生活,一心要挣一辆“自己的”洋车。他原本洁身自爱,一点一滴攒下血汗钱,好作为买车的资本。他三次几乎达成心愿,但又三次失去已经到手的洋车。与此同时,祥子逐渐堕落,他的身体和自尊终被淘洗一空。为了车,祥子付出一切,最后一无所获。小说达到高潮时,我们看到祥子已经沦落为无赖,在老北京的婚丧仪式中权充场面。甚至同情他的叙事者也一改初衷,指斥祥子是个“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老舍的《骆驼祥子》未必有左倾意识,但他写出抗战前夕的古城里,一个前资本主义“经济动物”的悲喜剧。祥子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本钱,努力经营,盼望拥有一辆──以至更多辆──洋车。但他算计不精,被卷入一个莫可名状的机器里,血本无归。这个机器可以是古老命运的轮盘,可以是自然主义的“遗传”和“环境”的限制,也更可以是资本主义的无情运作。小说开始,当叙事者要将祥子作为人物抽样来描写,像“机器上某种钉子”那么准确时,一个人与机器,或人变成机器的寓言已经隐然形成。
  而作为写实小说家,老舍也必曾想过,他逼真的叙述到底是写出了祥子和他所在社会的病根,还是撒下了一个文字的天罗地网,成为陷祥子于不义的那个社会的代言工具。写实小说到底是社会的批判,还是同谋?
  将近七十年后,王安忆的《遍地枭雄》仍然在思考《骆驼祥子》所提出的问题,但结论何其不同。由北京到上海,由人力车到小汽车,社会主义建设翻天覆地了五十年,何以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还是阴魂不散?韩燕来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它不只投射共和国又一代青年的希望与怅惘,还启动了前世今生的诡异循环。比起祥子,韩燕来其实没有吃过太大苦头,也容易安于现状;只要在上海继续发展,他可以按部就班地开车,像“机器上某种钉子”。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否有一股模糊的冲动,一种不甘心如此的欲望?这样的冲动和欲望不能只落实到一辆“自己”的洋车,或一辆汽车上。在人和物的关系之间,总还应该有些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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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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