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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改革急务——访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


□ 杜珂

当前的民情和官情聚焦为三个问题,一要解决腐败问题;二要解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三要推进民主发展,切实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专访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杜珂

中共十八大闭幕之后,举国上下已有了“改革要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共识。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并且特别强调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人做了统计,改革在报告中被提到了86次,其中多次提到“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等,可见,改革已成为十八大报告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样改革,从哪里下手。财新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

把“思想家”的活派给学者,把“实干家”的活归于执政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首创者是邓小平,主要是认为执政者不要尽说些空话,要干实事

财新《中国改革》:从习近平总书记等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篇讲话、习近平南方之行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人们用“习李新政”来表达那种如沐春风的心情。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说,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什么作用?

许耀桐:新领导层的言行主要发挥了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带头的作用。在新领导层的诸多言行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领导力与执行力方面,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有“自上而下”和“从下至上”两种。两种方式比较起来,自上而下的力度会大些,时间更快些,效果也更好些,这就是中国古代常言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及现今流行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说法。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层很注意这一点,他们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的道理。所以,习近平明确地说,“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他还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些都说明了,自身不动,难以服众。以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条规定”为例,上行下效,中央政治局作出规定后,下面各级就很快跟着动起来了,纷纷制定了相应的规定,收到普遍的成效。

其次,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务实的作用。习近平有一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话,显得特别高亢响亮,特别引人注目。由此可见。“习李新政”的一个根本风格就在于务实和实干。仍以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八条规定”为例,这是“习李新政”务实和实干的鲜明体现,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具体,不是空洞无物、游戏文字;第二,实在,直刺时弊,一针见血;第三,简约,扫却奢华,尽显素朴。现在,“八条规定”已经很好地重创了这几年日见猖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促进了文风、会风等一系列风气的好转。

财新《中国改革》:“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不谈主义,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提法有什么深意?

许耀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原话是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巡视南方在汉口火车站时说的。当时,他讲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邓小平这样说,主要是认为执政者不要尽说些空话,而要干实事。

“空谈误国”这句话,也与“清谈误国”有关。“清谈误国”是清代学者顾炎武先生的一个著名观点。说的是魏晋时代,风流名士以清谈为荣,被王羲之针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以为两晋亡于清谈。顾炎武怀有明亡的家国之恨,痛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的士风之危害,故有“清谈误国”之说。

其实,早在魏晋之前,中国的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东汉时期有“夺席谈经”,这都是士人学者思想辩论的学术活动。魏晋时期的清谈不过是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清议运动。清谈,不仅是古已有之、包括魏晋时期的士人学者学术交流方式,也成了这之后的士人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其本身来讲,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而是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形式,它跟国家衰亡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客观公正地说,对于士人学者而言,没有什么也不存在什么“空谈误国”的事,他们恰恰要善于清谈。

问题在于,中国的统治者承担着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的角色,可谓一身二任。在一身二任的情况下,如果“思想家”的成分过多了一些,“空谈、清谈”的话充斥了生活、实践,“实干家”的成分过少了一些,“务实、肯干”的事少做了,甚至不做了,国家确实不能兴盛,而只会走向衰亡。

现在,执政党以及国家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也同时承担着“思想家”和“实干家”的两种活。因此,在我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的深意就在于,当务之急,我们要把这两种活分别开来。把“思想家”的活儿派给学者,把“实干家”的活儿归于执政者。这样,“空谈误国”才不至于被泛化,对执政者本身才是贴切的、有所指的。把这两种活儿分开后,执政者确实不应该再去谈什么“主义”了,因为已把“谈主义”的事交给学者去了,他们只需择善而行;执政者确实要专注于“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执政者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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