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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透视下的人格


□ 李 辉

  无休止的辩解或者辩诬,一次次的自责和愧疚,乃至悔恨,这些折磨心灵折磨精神的形态,自从开始文学生涯之后,几乎一直是巴金人生风景中必不可少甚至最为丰富的内容。时至晚年,他在《随想录》中,将这些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得如此动人如此深厚。有思考,便有痛苦,有痛苦,便有升华。他的精神正是在完成了这些表述之后,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人们对他的敬重,不仅仅因为他的《家》,他的《寒夜》,他的《随想录》,而是在于他的整个人格,一个由作品由人品由思想由道德构成的完整世界。这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格,但的确是一个真实的人格。而在我看来,生活中,真实比完美更为可爱。对于一个传记作者,巴金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是一个有着巨大诱惑的传主选择。研究他,解说他,描绘他的生命景象,会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充实,对自己学识和才能的一种考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会是自己人格的一次超越。
  陈思和选择了巴金。他说他要“写出一个独特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
  在我的感觉中,这些年活跃于文坛的青年评论家中,陈思和的文章,常常透出一种厚重。这种厚重,在于扎实的理论和史料功底,在于他的冷静而透彻的思辨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朴实而严谨的文风。在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视为一体予以论说中,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他都表现出这种做学问而需要的且甚为难得的厚重。
  当他告诉我他要写一本巴金的传记时,我便相信,从他的手中出来的,不会是一片轻飘的云,更不会是人云亦云的官样文章、为传主高唱颂歌的虚饰之作,或者事无巨细地转述传主的回忆,而没有作者本人对历史对传主的理性透射和真实解剖。
  在我看来,一个传记作者,选定一位传主后,确定一种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追求一种什么样风格,会受到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文风的影响。换一句话说,他得根据自己业已形成的思想和文学风格,找到与传主的生命相契合的最佳表现方式。一个传主当然会有不同的传记,这种不同便是因为每一个传记作者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人们谈到一本传记的成功与否,常常强调的是它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传主的真实。这话自然没错,真实应该是追求的目标。问题是,对“真实”会有不同的界定,不同的解释。就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一旦他进入传记领域,他的“真实”,永远不会是绝对的、全面的。拿破仑、华盛顿、莎士比亚、哥德、鲁迅、毛泽东,在任何一本传记中,不可能是他本人的唯一的真实。这种真实,只能是传记作者在各自的创作过程中,受其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气的限制而认识到的、表现出的那一个“真实”。
  陈思和决定创作巴金传时,显然也感到了这种困惑,所以他没有不切实际地自认为能超越所有人,写出巴金唯一的真实。他在“小引:作者的独白”中的这些话讲得十分好:“任何人都回天乏术,无法用文字来‘重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真实,即使是作家本人吧,他一生写下了数百万言的文字,多多少少留下了生命在流逝过程中的一点真实,他的回忆录,谈话纪要,又多多少少表达出对本人历史的一种解释。然而,作为历史文献背后的文化语码,因为时代远久,当代人又能体味到几分真实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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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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