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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的研究方向


□ 安 宁

  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1913-1976)是20世纪中期多产也是最为著名的英国作曲家。纵观其创作活动,歌剧是他全部创作的重心所在。在长达三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为世人奉献了16部歌剧和其他众多舞台作品,其创作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倾向及被世人褒贬不休的同性恋情结等最为全面地展现在这些音乐戏剧作品中。因此,对于歌剧创作的研究便成为了解布里顿音乐创作思想、技法乃至风格流变最主要的途径。
  20世纪中下叶,随着文学研究领域相关理论的介入,英美音乐学界开始反思占据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其间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这一将音乐学研究与社会科学、政治历史、同性恋研究和女权运动相联系的新方法日后被冠以“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之称,以示与传统音乐学重实证研究的不同。尽管“新音乐学”的概念直至今日仍缺乏一个专门的、明确的定义,但可以发现,探究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成为其主要的学术取向。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和视角,“新音乐学”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致使以往的一些陈旧话题展现出不为人知的新鲜层面,为进一步解读音乐作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受“新音乐学”重视同性恋问题的影响,对布里顿的歌剧研究也相继出现了新的动向。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专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作曲家的“同性恋”身份上,开始在这一新视角下寻求对布里顿歌剧创作的新的阐释。
  
  一、西方学者对该问题的态度及研究历史与现状
  
  对布里顿歌剧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20世纪50~70年代)多为解说性质,伴有浅显的音乐主题、创作手法的介绍;中期(70、80年代)是生平传记的高峰期,其中技术分析所占比例明显增加,但因涉及到作曲家一生的创作,所以具体到每一部作品的细节时就难免失之肤浅;近期(90年代以后),社会学与音乐学等交叉学科的分析占据主流,尤其是随着英美新音乐学研究思潮的崛起,几有一统天下的趋势。可以发现,在对待“性取向”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方面,西方学者表现得并不轻松,他们经历了“善意回避”、“欲说还休”和“敞而论之”的探索过程,并基本与上述布里顿歌剧研究的分期相吻合。
  1 1989年以前
  在布里顿歌剧研究的早期,研究者们对待“性取向”问题的态度主要是“回避”。与此同时,英国学者历来重视音乐学研究在音乐普及、教育中的作用,因而导致对布里顿研究早、中期的成果许多都属于歌剧介绍性质。无论是埃·沃·怀特(E.W.White)的《本杰明·布里顿的生活与创作简介》(Benjamin Britten,A Sketch of His Life and Works,1948)及后来的修订版《本杰明·布里顿的生活与歌剧》(Benjamin Britten:His Life and Operas, 1954/1970),还是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合集《本杰明·布里顿:专家们对他作品的评论集》(Benjamin Britten:S Commentary on HisWorks from a Croup of Specialists,1952/1972),都以对作品本体的介绍、分析为主要目的。尽管部分涉及到作曲家的生平,但基本是背景式的,未触及“性取向”问题。如我们所知,布里顿这个“公开的秘密”存在已久,尤其像唐·米切尔(D.Mitchell)、汉·凯勒(H.Keller)这些与作曲家关系甚为密切的朋友,对这样的隐秘之事最具发言权,但是作为正式出版物中的言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这里面既有作曲家仍健在的因素,同时还有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在1967年之前,“同性恋”在英国属于非法行为,在保守者的眼里仍有“不道德”的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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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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