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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爸爸(外一篇)


□ 邓晨曦

  四爸爸是四个男人,四个同娶一个女人的农民。
  我和其他7个知青刚分配到顺昌县仁寿公社桥下大队第二小队的时候,大队支书给我们引来了一个贫下中农小组组长老胡当指导劳动和禁锢思想的“政委”。这是当时的惯例,其实谁也没有将谁当成禁锢的对象,反而,身为大队贫协主席的老胡的私生活经历让我和其他7个知青了解后吓了一跳。同我们知青很要好的房东儿子木金仔悄悄地告诉我们:老胡的老婆除了老胡以外,还有三个丈夫!老胡和这三个丈夫曾经同住过一屋。老胡是第一个丈夫,50岁,第二个丈夫40岁,第三个丈夫35岁,第四个丈夫才21岁,而老胡的老婆40岁。
  于是我开始认真地打量我的“顶头上司”老胡:他是个瘦小的驼背,整日价戴一顶簇新的尖顶斗笠,不管刮风下雨,日晒降雪,新斗笠似乎就是他的一张可以面众的脸。而他的尖嘴猴腮的脸和永远被一套黑衣服包裹紧紧的像粽子一样的身子似乎被这张斗笠压到地里,乍看像一朵蘑菇。我顿时明白了,他因为是残疾,所以才允许他的老婆有第二个男人当丈夫。可是为什么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男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而不是明铺盖呢?我当时才十八岁,不谙世事,更不明男女间的风情,何况是贫瘠的风情!但是我对这种有违婚姻法的现象则用轻蔑的口气开始背地里叫老胡为大爸爸,其他三个尚未谋面的丈夫们,则自然依序称为二爸爸、三爸爸,四爸爸,很快,全大队32个知青都采用了这个叫法,惩罚也很快就落到我的头上。
  刚下乡,我听不懂本地土话,农民在田头的闲聊,或在生产队会议中的议论,都是由木金仔私下向我们知青泄密。有一天,木金仔偷偷告诉我们,昨天晚上评工分了:两个女知青评了最低的工分4分,其他四个男知青评6分,我则只评5分。而生产队的男劳力们都是评10个工分。我问为什么自己是个半劳力?木金仔回答,大爸爸在会上说,别看他汗马大,没有用!贫农小组长发话了,一锤定音,连生产队长也不敢吱声,于是我被压在大爸爸的五指山下了。
  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青对工分的高低全不放在眼中,我们每个月有国家发的九元钱的补贴和30斤的粮票,足够头一年下乡的开销,所以农民普遍将知青的工分压得很低,不想让我们在他们贫瘠的锅里多分一勺寡水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我们的大队支书老范却是很体贴知青的,不管男女知青的工分高低,他下命令每天补贴每个知青一斤谷子。久而久之。我便把大爸爸对我的惩罚忘得一干二净了。
  大爸爸个头矮小,但是每回出工必定走在全队劳力的前头。以表示他是个标准的可以拿10个工分的全劳力。整个生产队才十几个劳力,我们知青则占了8个人,于是可以指导我们劳动的大爸爸,便渐渐地开始越俎代庖取代老实的生产队长对全队发号施令了。干活的时候,只有大爸爸开始抽从别在斗笠里取下的旱烟竿,其他劳力才敢相跟着抽烟,否则到了晚上开生产会,大爸爸便借着对知青的批评向其他劳力指桑骂槐。不好事的农民们拗不过他,只好渐渐地承认他的权威。可苦了不会抽烟的我们,在白天漫长单调冗长的劳动时间里只能受煎熬,如果敢私自停下手中的活休息,那么到了晚上的生产会上,就会遭到大爸爸的“说话”。怎么办呢?全大队的知青们凑在一起拉呱的时候,常常为这种不公平苦恼、抱怨。好像是第三生产队的知青郑学松和赵锦萍出了个好主意:农民抽烟能获得休息,我们也学着抽烟也能获得休息。于是全大队的男知青都开始在田间劳动中学抽烟。当时白纸包的经济牌香烟才9分钱一包。自然成了我们男知青的新宠,一时间,向农民们分发经济牌香烟成了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一项新课题。大爸爸看见了没有任何“说话”的把柄,仿佛权威受到了挑战的重荷,只会把身子压得更弯了。细心的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爸爸在田间抽烟的次数比以往少了。遗憾的是,恶果也种下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抽烟成了已成厅级干部的我的知青朋友邓保南和陆志华留在指间的屡戒不去的顽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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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福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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