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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


□ 李君维 等

  这是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Scamel1)是当前英国一个很活跃的作家。“布隆斯伯里”(Bloomsbury)是伦敦中西部的一个区域的名字,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即位于此。这里还住着一批所谓“超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包括作家、画家、艺术批评家、政治评论家、经济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汉学家和编辑等。他们都是来自牛津或剑桥大学,文化修养很高,对学术提出极“高标准”的要求。这个共同特点使他们无形成为一个学派,即“布隆斯伯里”派,被誉为英国和西欧文化的“精华”。他们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学术界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衰微。现在这一代人都已成为历史。这篇文章翻译时略有删节。
  
  最近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片段在叶君健这个人物身上显现出来了。他曾经是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外甥朱里安·贝尔(Julian Bell)的朋友。当奥登(W.H.Auden)和伊雪乌德(Christoph Isherwood)于一九三七年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给他们介绍过中国抗战的情况。在四十年代后半期的那几年间,他成为了布隆斯伯里和剑桥一位人所熟知的作家。就是在剑桥,他用英文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成为好几个刊物的撰稿人。一九四九年叶回到中国,满腔热情地为毛泽东的新秩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几乎被淹没。现在又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活跃分子和新成立的中国笔会的一名领导成员,因此人们得以在哥本哈根见到他。
  叶和布隆斯伯里的关系要追溯到他在武汉当学生的年代。那是一九三五年,年轻的朱里安·贝尔到那里教英文,叶把他自己描述成为英国文学系中的一个“坏学生”,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他的爱好——写作上面,而没有搞功课。他的这种爱好却立刻吸引住了贝尔的注意,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诗人和散文家。他们两人之间的共同点是左翼政治观点。不同的是,贝尔出身于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经济宽裕的中上阶级家庭,而叶的父亲却只是一个塾师,后来退居务农。叶本人也是在一个辽远的山村度过他部分的童年,有时放牛。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贝尔来到中国后不久就写信给《新作品》的编者约翰·莱曼(JohnLehman),谈到他的新朋友:“如果我有机会,我将把我的一个学生写的东西寄些给你。他是一个真正非常出色的年轻人。他在不久前出版了一部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现在在日本教英文,渴望体验一些生活——他本人十分可爱,非常吸引人。”
  在日本教英文,用世界语写作,也说明叶之把自己贬为一个“坏学生”,不过是一个自嘲和谦逊的明证。这种自嘲和谦逊一开始就使英国人感到亲切。不过他在日本的境遇并不太好,因为日本正在准备跟中国作战。在他写了几篇有争议的文章后,他就被当作一个政治嫌疑犯而被捕了。早在一九三七年,贝尔已经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站在共和军的一边;几个月后,当叶获得释放回到武汉时,他已经在开一辆救护车上火线时中弹身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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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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