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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边缘正义.马克思主义的公共霸权理论


□ 陈维纲


  后冷战世界的最显著特征是日益加剧的文化与种族冲突:从穆斯林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迅猛发展到东亚地区民族主义的蓬勃兴起,非西方国家的这些新的发展说明文化与文化认同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的主要推动力量。
  西方世界在政治和经济的角逐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资本主义被普遍承认为合理组织现代经济的惟一可行途径,第三世界工业化摧毁了传统的南北鸿沟并因而标志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然而,也恰在同时,在非西方社会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反西方浪潮和前所未有的文化自我确认。对此我们当做何解释?这一切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又意味着什么?
  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化成了我们理解现代转型的关键?
  西方世界中社会想像的重大转折发端于两百多年前西欧和北美的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确立。这一转折意味着平等逻辑取代等级逻辑而成为社会建构的基础。它造就了全新的社会构造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任何从属关系都意味着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在康德传统中,这一社会想像的根本变革被表述为正义优先取代至善优先。在任何社会里,社会秩序都取决于某种正义观念,没有哪一个社会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少数人为了多数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承受不公正(罗尔斯:《正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同样公正。在所有传统社会或非自由主义社会里,正义观只是预设而不是决定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真正的分配原则来自黑格尔所称的“伦理习俗(sittlichkeit)”,即某一特定社会的伦理生活所固有的习俗、规范和预期。只有在自由主义社会里,正义才与社会基本结构产生了直接关系。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恰恰在于其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因此,自由主义社会标志着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每个人都享有无条件的原初平等,对社会资源的任何形式的分配都应根据每个平等、理性的个人视为公正的原则与程序来进行。
  我们把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称为自由主义现代性。自由主义现代性所隐含的解放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对资本主义抱有如此乐观的信念。他们深信资本主义能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第三世界,有效地促进发展,消除贫困,推进平等与公民自由。
  然而,这些经典范式未曾预料也无法解释近代世界历史中“最野蛮,最粗俗的一面”,即在西方中心国家和边缘世界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衡发展。十九世纪以来,社会分析家们一直为下列悖论所困扰: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与制度(个人主义、宪政、人权、自由市场、法治)在西方中心国家造就了生机勃勃的先进资本主义,但同样的观念和制度在边缘世界所产生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所带来的只是极度的政治腐败与长期的经济衰滞。阿明把这一现象称为“边缘资本主义悖论”或边缘自由主义畸形。
  这一悖论的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也许就是当今的后共产主义世界。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观所预言的截然相反,这些原先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热切追求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资本主义繁荣,恰好相反,区域冲突、种族纷争、腐败猖獗、贫富悬殊、法纪尽失却成为这一追求所得到的回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迅速解体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过去几十年中,西方社会分析者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努力探寻边缘资本主义畸形的根源和后果,结果有两个因素显得异常突出:民族国家与资产阶级。现代经济的转型依赖于现代民族国家所提供的制度架构,而这一架构的前提是现代民族国家对所辖领土享有全面控制主权。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与传统的国家形态即帝国与王国形成鲜明对比。在所有传统社会中,社会控制的基础是半官僚制的国家机构与上层阶级之间的分工合作,只有后者才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拥有真正的控制权。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后果首先产生于西欧,这一历史过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中产阶级在民族认同即安德森(Ben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结果是自发性民族主义的兴起。按照这种民族主义,“民族”应定义为由自由平等的个体在既定领土上所结成的理性“联合体”。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自发民族国家的构成模式一旦被引进或应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却立即成为社会与政治灾变的标准处方。随着传统政权的坍塌,取而代之的既非民族共同意志更非“想像共同体”。真正出现的是社会躯体的全面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地方主义、语言或宗教派别以及形形色色的部族或种族分离运动。
  边缘自由主义畸形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体系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大约一个世纪前,正是由于俄罗斯本土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社会的解体,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俄国革命者才被迫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角色的正统学说,转而提出“霸权”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边缘社会,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惟有通过非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才能完成,而这一革命的基础只能是由革命先锋政党所组织起来的平民大众。类似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危机迫使中国和其他许多边缘国家走上了“俄国革命道路”。从这些边缘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出的是安德森所称的“官方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构造的现代民族主义与传统帝国政治的混合体。在二十世纪中叶,正是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造就了横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运动的伟大浪潮。我把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称为边缘文化民族主义或霸权民族主义,以突出其非自由主义、非资产阶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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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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