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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


□ 赵建文

  “多说理,不要打棍子”,固然是论战性著作所应遵守的一条规则,但除此之外,文字论战还有没有其他应遵守的规则呢?
  答曰:有。我们可以从《反杜林论》的二版序言得到启示。
  《反杜林论》的二版序言写于1885年9月,离初版有七、八年时间。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做是“绝对真理”,而是把自己的理论当成人类认识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他不仅从理论上反对“终极真理”,而且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著作需要修改和补充。恩格斯在二版序言中指出《反杜林论》有两点需做修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可是恩格斯事实上并没有做修改。为什么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他“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二是他考虑这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二个原因。
  恩格斯说,“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答词的权利。……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我们从这个陈述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论战性的著作应保留论战时的面貌,只有反驳对方答词的权利,没有用以后对问题的认识随意修改论战时著作的义务。对于必需修改的地方,最好是另外撰写,放在书中,作为附录。第二,文字论战和组织处理应极其严格的区分开,就是对杜林这样的人也应该如此。这样的概括是否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当然也是可以探讨的,我这里只是说说我的看法。
  不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规则,在我们这里是大量存在过的。前几年报刊上的一些大的“文字论战”,只能看到势强一方的批判文章,势弱的一方则只有他们的第一篇文章,读者只能从对他们的批判中去看他们后来的观点,甚至根本无法看到。而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对于势弱一方的作者从此也就不去理睬,哪家也不敢再发他们的文章,以至图书馆也把势弱一方的著作视为禁书。论战而无对手,也就成了独脚戏。我们还可看到有些论战性的文章,本来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写的,后来收集在七十年代的集子里,可是作者并没有保持原来的面貌,而是从文字到观点都经过了修改,但又没有任何的声明。我们甚至还看到势弱的一方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受到摧残,造成了一些文字冤狱。
  前几年这种情况,现在虽然已不复存在,但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遗风和痕迹。我想我们应当给“文字论战”定下几条具体的规则,宣布于众,使人们有所遵循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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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0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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