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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


□ 方光华

  向度一: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
  
  思想学术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古人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不是没有考虑,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化程度相比较,他们的论述显得还不够明晰。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归纳法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虽然不乏幽玄高妙的体系,同时也有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相比较,尚没有达到“自觉”地位。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这使得中国学术没有西方那样严密的综括和分析水平,抽象思辨的能力和精密分析的能力也有欠缺。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解说。在各种解说的基础上,侯外庐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对该学科进行了明确定位。他认为,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世界观。世界观亦称宇宙观,即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哲学是它的理论表现形式。侯外庐认为,哲学问题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逃避的问题。无论何种从经验世界得来的思想观念,都有哲学的基本认识作为最后依据,而处理经验世界各种具体问题的思想,也通常有待于哲学的反思才能得到超越和提升。研究传统的思想学术,首先要清理出思想家们的世界观。二是逻辑思想。逻辑思想即思想学术家们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较早地意识到逻辑的重要,并力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逻辑思想加以分析的是章太炎。他曾经从逻辑角度对孔子的“忠恕”思想加以阐发,明确指出“忠恕”思想与演绎、归纳法完全相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把逻辑方法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侯外庐认为,逻辑思想反映出思想家的思想水平,是准确把握中国思想发展层次的主要依据。1947年,他与赵纪彬、杜国庠合著,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就非常注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认为研究古人的逻辑思想,主要目的不是从古人的思想材料中提出某一个逻辑命题,也不在于说明或讨论古人具有西方的某种逻辑思想,而是要揭示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维水平,从而真正理解中国思想方法的演进历史。三是社会意识。所谓社会意识,是指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意识、观念或理论,它既包括社会意识形式,也包括社会心理。侯外庐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实质内涵的是社会意识。1947年,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卷首指出:“斯书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1957年,修订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侯外庐另外写有“自序”,再一次明确他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就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意识三者的综合。1987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又提到,“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之认识,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过渡过程中对思想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重新定位。它既有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吸收,需要后来者在充分理解的同时不断予以深化。
  
  向度二: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
  
  在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其中运用得比较成功的主要有: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二是要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他主要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对先秦的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所做的明确的条理性分析的同时,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金岳霖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陈寅恪也指出,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看上去很有条理,然而往往不真实,“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故人之意志”,所论中国古代哲学“大抵即论者今日自身之哲学”,“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他们的怀疑,突出了在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时的另外一个主题:如何使这样的诠释避免主观随意性、使之符合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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