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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水微茫忆《水星》


□ 卞之琳

  正餐与茶点作用不同,人也各有所偏好。当年《文学季刊》(一九三四年起,出了六期)《水星》月刊(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出了九期,算是一卷半),也就象大餐与小点心。前者是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学杂志,开当前全国例如《收获》一类大型文学刊物的先河。曹禺的五幕剧《雷雨》就在《文学季刊》上一期登完,一举成名。当时北平的经售书商,见《季刊》销路好,眼红,商请出资另办一个小型纯登创作的文学月刊。《季刊》挂帅人郑振铎、巴金和主要负责人靳以,乐得有一个“副刊”,因为有同一个菜源,只需一副炉灶、一副人手。
  
  一九三三年暑假,为了筹备办《文学季刊》,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前院南北屋各三间,另附门房、厨房、厕所,门向东的一套房。巴金家住上海,北来就和靳以同住(当时都是单身人),和靳以共桌看稿件。西谛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城内城外来回跑,也常去三座门。门庭若市,不仅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文友常来驻足,沙滩北京大学内外的一些,也常来聚首。我当年暑假毕业,原早就不务正业,不想出洋留学,想留在北平,以译书为生,搞我的文学创作。当年秋初,我被曹禺拉去保定育德中学接代他教课(他大约只教了一两周)。我去教到学期终了,报酬虽特高,课却特重,身体也实在顶不住,索性辞职,回北京,寄住千家驹家,主要为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给天津《大公报》编的“文艺”版自由译稿。平时我和李广田、何其芳常去帮靳以看看诗文稿,推荐一些稿。《季刊》出了两期,巴金不大从上海来了,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我接替巴金,住进了他惯住的北屋西头一间。书局每月给我数十元编辑费,我算有了一个职业,一个固定基本生活资料。接着由余上沅介绍,在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译会特约译稿。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们组成一个附属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决定了就挂郑振铎、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和我六个人名字。我实际分工负责这个相当于副刊的编务。
  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尽管一则主要是保守的,一则主要是进步的,一般说来,都是爱国的,正直的,所以搭桥不难。实际上,文人学子,南来北往一直是频繁的。不过其中有几阵潮汐。北伐战争前,北洋军阀政府日益猖狂,许多有名声的教授学者纷纷南下。北伐战争后,北京成为故都,改名北平,一些人留在南京做官,或相反,留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干进步或革命活动,另一些人又回来了。“九·一八”事件以后,清华大学学生还是南方人数居绝对优势,北京大学教师当中还保持“五·四”以来突出的江浙籍传统影响。日军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励下,侵吞了当时我国的“东北四省”,一九三三年经过喜峰口战役,一度从古北口兵临北平城下。以后北平成了边城,暂得苟安,也又从南方(主要是上海)引来了一些新旧客居人。就我们这个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六个人而论,巴金是初来北平作客;郑振铎是北上南下好几回了;沈从文是北上南下才刚又北上定居;李健吾原在北方,刚从法国回来,暂留旧地,以后到解放前又一直以上海为工作基地;靳以是由津到沪上大学后北回,我则是从上海读完高中来此上大学后留下的。地理上的南北交流本也不是有什么不便。当时文学上硬分南派北派实属无稽,乱搬用戏曲界“京派”“海派”名称,并不适当,就思想倾向论,却自有也并非截然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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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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