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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杨毓珉


□ 段燕勤

现代京剧《沙家浜》可谓闻名遐迩,妇孺皆知。《沙家浜》的戏词更是脍炙人口,广为传唱,至今不衰。然而,当年将《芦荡火种》改编为《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祺、杨毓珉等人之间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的大名,始于《北京文学》发表他的小说《受戒》,那年我正在《北京文学》工作。据我所知汪曾祺《受戒》的发表与杨毓珉有关。70年代末,杨毓珉在一次会上谈起他们京剧院编剧汪曾祺写了一篇名曰《受戒》的小说,只是在下面传看,没有人敢发表。也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杨毓珉在会上带有批评性的口吻说,他们京剧院的编剧汪曾祺不务正业,不搞剧本,偏偏写小说……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在座的时任《北京文学》主编的李清泉说道:“既然如此,你不妨拿来我看看。”小说《受戒》写的是:一个小和尚与一位水乡村姑的恋爱故事。1979年正是“文革”刚结束不久,这篇小说在当时刊出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况且人们对“文革”还心有余悸。然而,独具慧眼又胆识过人的李清泉竟然签发了,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没承想,汪曾祺的《受戒》一炮打红,蜚声文坛,紧接着《大淖记事》《十一郎》相继出炉,同样好评如潮。
其实,汪曾祺的成功绝非偶然,早年他是素有美文家之称的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颇有沈的风范,沈汪谢世之后,有人说至今文坛还无一人能取而代之的。老舍先生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时,汪曾祺的才学也同样被老舍所看重。有一次,老舍先生在检查思想生活会上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两人,一个是端木,另一个就是汪曾祺。他们书读得比我多,学问比我大,今天听了他们的发言,我就放心了……”所以老舍先生见了他们二位总是客客气气。当然,这是老舍先生的谦和之言,也是对端木和汪曾祺的极高评价。
汪曾祺50年代来北京市文联工作也与杨毓珉有关。我曾为此询问过北京市文联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松声同志。他回忆说:“我和汪曾祺、杨毓珉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同校不同级。解放初期,我负责北京市文委工作,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于是他把汪曾祺领到我的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北京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本来我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杨毓珉却当真了,他把汪曾祺又领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那时的人事制度不健全,原本也没当回事的汪曾祺,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文联中的一员。”
后来,汪曾祺又调到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由于他的才华显露,大胆直言,1957年也就理所当然成了下放的对象,到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劳动改造。在那里汪曾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之余,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画土豆———描绘各式各样的马铃薯。他从对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到了“文革”年代,在八个样板戏出现前期,汪曾祺由河北沽源调回北京,任样板戏《沙家浜》编剧的主笔,汪杨再续前缘。因为最知汪曾祺实力的莫过同窗的杨毓珉,他极力向上推荐促成好事,使汪曾祺从塞外的风雪中走出来,令其生命闪光发亮;也可以说是汪老命运的转折点,由《沙家浜》大红大紫,又到小说《受戒》蜚声文坛,都与杨毓珉有关。
在与杨毓珉相处的日子里,我怀着敬佩之情和好奇之心,向他谈及《沙家浜》才得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妙语是出自汪老之口,“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则是出自杨老的笔端。一个把革命者写得大气磅礴,另一个把思念战友之情写得荡气回肠,那时的汪杨也就四十几岁堪称才华横溢。我也曾问过杨老,那么多精当的戏词你们怎么写出来的呢?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来源于生活的积累,体验,情感。前场戏写来还算顺畅,当写到军民鱼水情时一下卡壳了,戏词不是过于平淡,就是落于俗套,又不上口,当时剧组住在颐和园的“畅春园”:湖光山色,清爽怡人,一日三餐,有鱼有肉,还有虾,吃罢午饭一觉睡到日西斜……这是一位编剧很随意的打油诗,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生活的情景,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灵感,于是七嘴八舌地一凑,这场戏词便脱颖而出: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精心调理真不差,
缝补浆洗不停手,
一日三餐有鱼虾……
时过境迁,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如今汪杨二位长者已先后作古。每当听到戏曲爱好者和戏迷朋友和弦而唱《沙家浜》名段时,悠悠怀念之情油然而生,故而写成小文,心香祭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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