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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若干理论问题探索


□ 金元浦

  创新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动力源。对于传统理论的质疑,是改革创新的起点,而理论探索的开放则是一切创新和改革的前提。本文对文艺学的问题意识、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多元主义的文学范式观、文学批评话语的不可通约性、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学研究的“间”性的凸显等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梳理与探索。认真总结这些问题,对于我国当下文艺学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文艺学的问题意识
  
  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以一种有限的框架去对无限时空中生生不息的对象予以框定,惟其无限,才只能以这种有限的方式去把握,否则世界无以认识,而一旦框定又只能是对无限世界的割裂、剖分与固着,失却了其无限发展的本态和解释方式的无限多样性。这种认识、把握只能通过解释实践的无限的试错性而永远趋于接近世界本身的过程之中。在加达默尔看来:“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野。”①文学像其他所有学科一样,不可能拥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这就是解释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因为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解释者,任何一个共同体(作家共同体、读者共同体、批评家共同体)都不可能以清明无染的“白板”状态去“忠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或映照文学作品本身,而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也就是说,他(他们)必然已经先在拥有某种关于文学的理念、范式、话语、范畴(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觉意识到),并只能依照这种框架来理解和解释文学。不懂某种语言文字,不了解某一国度、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背景与特征,不具备有关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就不可能进入文学的理解、解释或研究。一句话,前理解展开了理解的可能性,没有前理解构架就不可能有理解。而每一理解都是向文学对象提出问题,抛出问题,是理解主体(前理解)向对象的一种抛掷、投射,对对象的一种设计或曰筹划。人们读文学,理解、解释或研究文学,总是因为什么并把文学当作什么来阅读、来寻找、来幻想、来享受的。这种“因为什么”、“当作什么”,就是提问的根本性、首要性。文艺学的研究就是向着文学对象的理解或解释的可能性寻找或成就它的本己的存在。所以加达默尔不无感慨地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①这就是说,一种文学批评的范式总是首先向文学对象抛出问题,并等待着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回馈或回答,这种回拨的反弹是被问题所制约和限定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回答。
  从文艺学的发生发展史来看,对文学的理解解释从来都是依据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范式规定性、方法论要求或各不同话语的游戏规则来进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属论、工具论的文学观,依循一种黑格尔式的“绝对知识”的主张,怀着对人类“无限理智”的信仰,对文学采取删略前提、删略语境、删略条件的策略。这种绝对论文学观,对认识和解释文学对象的多种可能性,即多种范式、多种话语,采取坚决排斥的态度,只允许一种文学理论“独断”,大大阻碍或延缓了我们对文学的解释和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对于文学本质的反独断论或非本质主义思考,就是通过重新提问或转换提问角度来实现的。所谓“重新提问”就是将文学“作为不同于过去设定的理念的另一种新的什么”或“当作新意识到的某种东西”来认识。一方面,任何“重新提问”都是对过去既成理念、规范和定义的怀疑和重审。怀疑或“重新提问”需要提供理由。另一方面,“重新提问”又表明文学自身发生了重要的变革或转折。重新提问使作为提问对象的文学再次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使它保有再次拥有各种解释的可能性。文学研究中的每一个真正的问题都要求具有这种敞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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