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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梦华录:北京人到台湾


□ 王德威


  一九七二年春,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刊出唐鲁孙(一九一五——一九八五)先生的《吃在北平》。这篇文章谈民国时期的北平饮食文化,从福寿堂的翠盖鱼翅到同和堂的天梯鸭掌,从东兴楼的烩鸭条鸭腰加糟、盐爆肚仁、乌鱼蛋汤到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碗,外加玉华台汤包、春华楼银丝牛肉、丰泽园糟蒸鸭肝、厚德福糖醋瓦块……正是南北荟萃,如数家珍。唐鲁孙此前并不以文章知名,但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大家气派、雍容丰瞻,径自流露于字里行间。果然,唐出身八旗世家,少年即遍历故都富贵繁华,之后游走大江南北,以迄来台。晚年他蛰居台北,北望故国,油然而兴莼胪之思,寥寥数笔,已足以让知之者动容,不知者垂涎了。
  然而《吃在北平》只是唐鲁孙的牛刀小试之作。以后数年,他写了近百万字的杂文,不只艳说京津饮馔,也追记昔日北平种种世路人情。上至逊清宫闱见闻,下至梨园趣事、市井习俗,乃至四合院里的春夏秋冬,娓娓道来,具见其人见多识广。唐鲁孙也写大陆其他各处的吃食掌故,也一样细腻生动,但我们知道他的眼界标准何在。他见过世面,懂得有容乃大的道理。这,就是老北京的世故了。
  唐鲁孙的文字在当时颇引起回响。像是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一九一三——一九九五)、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一九一五——一九九七)、学界耆宿梁实秋(一九二○——一九八七),以及后来以《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一九一五—— )、小民(一九二九—— )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韵味悠远醇厚。在他们笔下,同仁堂、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小翠花、马连良、金少山……多少角儿,名噪一时。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殃,都有讲究。尤其饮食,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豌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心里美……求之他处,何可复得?当然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宫殿园林,千万的胡同人家,还有那一大圈城墙,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曾是六百年的帝都,一景一物,都有它的来头。
  一九四九年后,上百万的军民曾播迁来台。他们背井离乡,常怀故园之思。彼时各省各氏同乡会、宗亲会林立,更辅以种种文献刊物的出版,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联络乡亲故旧,追记曩时经验。到了七十年代,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而渐渐由浓转淡。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这些作家渐渐老去,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自是人情之常。而相对的,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梁实秋记得小时候吃春饼的盒子菜(《雅舍谈吃》);郭立诚(一九一五——一九九六)不忘饽饽铺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故都忆往》);白铁铮遥想当年上元中秋重阳端阳的礼尚往来(《老北平的故古典儿》);齐崧、刘嗣、丁秉则是一再回味四大名旦、言高谭马的台上台下(《谈梅兰芳》、《国剧的角色与人物》、《孟小冬与言高谭马》、《国剧名伶轶事》)。甚至“台湾姑娘”林海音(一九一八——二○○一)在北平一住二十六年,再也不能忘情当年的城南旧事种种(《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要不是这座古城的蕴藉丰厚、地灵人杰,也不可能有如此历久而弥新的魅力。
  当然,北平曾是六朝古都,经过太多繁华沧桑。易代之际,骚人墨客都不免抚今追昔,有所感触。各样的旧京识小、岁华琐记式的文字,早在明清已有流传。到了民国时期,震钧、金受申、齐如山、夏仁虎(枝巢子,即林海音先生尊翁)等对故都风土语言的记载考证,不过是其中的荦荦大者。就这样一个小传统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老北平”所占的位置,就多了一层历史意义。
  
  南宋时期,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遍数北宋帝都东京(汴梁,即今开封)当年的繁华盛事。孟元老的来历我们所知不多,一般推断其人对东京事物必曾亲历目睹;孟后随宋室南渡,回首前朝景物,乃援笔发为文章。《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汴京生活,从皇家庆典仪式到民间饮宴娱乐,无一不备。全书细腻琐碎,并无微言大义可言,但惟其如此,我们反得识物质生活的点滴流洗,遥想当年士子庶民的耳目口腹之乐,犬马声色之娱。这些官能的震颤也许浮泛得很,但往往成为追忆似水年华的最佳门径。我们可以想像曾有多少像孟元老这样的人士,流寓江左,午夜梦回,不胜唏嘘:“追念回首怆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
  唐鲁孙这辈的作者四十年代末来台,不能没有偏安流寓的感慨。他们所汇集的种种文字,可以令人联想到《东京梦华录》式的欢乐与忧伤:他们集体书写了他们的北京,他们的北京梦华录。但这样的模拟必须引导我们思考更复杂的问题。民国肇造后,改朝换代的那套“封建”思维理应与时俱逝。民主制度下,何来故国前朝、遗民孽子之思?其次,大陆迁台的子民即使对过去的正统有所兴寄,在道理上,南京,而不是北京,不是更宜成为政治欲望投射的坐标?除此,有“进步”思想的识者也可指出,这些作者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他们所听所看的,未必代表北京生活的全貌。比方说,三十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所写下层人物的那些辛酸痛苦,就哪里入得了老北京们的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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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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