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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影下的虚构:探寻百年中国电影中的“兄弟伦理”


□ 洪 帆


中国电影自诞生起最关注的就是家庭(以及以家庭为映射的社会/政治)道德伦理题材。可以看到,自郑正秋始,至蔡楚生,再到后来谢晋为代表的主流中国电影都遵循着这一发展脉络。然而有意味的是,作为家庭人物谱系中的夫妻关系(延伸至后来的恋人关系)、父子关系,一直占据着这类电影中的绝大多数,而兄弟关系却几乎永远处于背景的地位,从未引起过真正关注。
即使从家庭血缘关系的概念中跳脱出来,百年中国电影中讲得最多的仍是形形色色的男女关系;而在男性关系中,相对于垂直的父子型与对立的敌我型剧情人物模式,平等的、非血缘“兄弟”关系也是比例最小的一种。反倒是在地域文化上边缘的香港电影里的侠义英雄片(以张彻和吴宇森为代表)中,非血缘的兄弟信义关系有较集中的呈现
这一电影文化现象应和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思想。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兄弟篇》中就说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后,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可见,作为家庭伦理三大主要内容之一的悌道(协调兄弟关系之道)从来就是排在夫妇之道、孝道之后最不受重视的。如果说孝道伦理体系形成以战国晚期成书的《孝经》为标志;初具纲目于春秋战国的夫妇之道,最终完成于汉代班昭的《列女传》;那么同样大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悌道伦理却无专论述之,只能附著于孝道伦理下,以“孝悌”之称示人。
沿着这样一条脉络,重新审视百年来主流中国电影中“兄弟”形象一向被遮掩在家族伦理与遗产纠纷、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肃穆背影之下,并以伦理脸谱化的虚构形象呈现这一事实,便或许能寻找到一些有意味的注释。

源:家族伦常下的骨肉手足

家庭伦理是主流中国电影一以贯之的关注主题不是妄言。最早的两部故事片《难夫难妻》(1913,编导:张石川、郑正秋)和《庄子试妻》(1913,编导:黎民伟、黎北海)无一例外地讲家庭伦理,不过全是夫妻关系。直到1922年,在杨小仲编剧、任彭年导演的电影《好兄弟》里才第一次正面描写兄弟情。影片讲述兄弟俩爱上同一位少女,为了让整日沉溺于酒肆赌场的哥哥重振精神,弟弟决定牺牲自己的爱情与生命。哥哥见到弟弟的诀别信,感动并悔悟,立即追去救起弟弟,并帮助他与所爱之人终成眷属。这是一部很明显宣扬悌道的影片。“悌”字本来就是由“弟”字引伸而来的,强调的是弟对兄的恭顺。《孝经·广至德章》中引孔子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礼记·礼运》亦云:“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孔子自己也说过:“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编导在《好兄弟》中的创作理念完全遵循了这种礼教之道,并以此为理想化模板,虚构出这一对“良兄悌弟”。请注意影片情节的设置:矛盾源于一个外姓女子,并以她的成功嫁人作为完满结局。悌道终于由此显现出它在此片中的真正功能——辅助完成更重要的夫妇之道。不过遗憾的是,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正面描写骨肉手足情的影片,依然在很长时间的中国电影里没有被延续下去。
1923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了两部影片《孤儿救祖记》和《张欣生》,开始在讨论家族财产/遗产问题的大主题下,引出了兄弟关系,并成为早期中国电影中表现兄弟关系的主流模式。
《孤儿救祖记》讲的是富翁杨寿昌的独生子道生不幸堕马而死,堂弟道培为抢夺杨家财产,先是诬陷已怀上道生遗腹子的嫂子不贞,将其逐出家门;又在失去杨寿昌信任后,凶相毕露,欲杀叔夺财,最终恶有恶报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兄弟关系是以一方缺席(道生开场即亡)的方式表现的,着力刻画的是堂弟道培的利欲熏心、无情无义之“丑”,与道生妻的贤淑善良、以德报怨之“美”间的鲜明对比。1925年,郑正秋与张石川再度联手编导的《小朋友》(脱胎于包笑天翻译小说《苦儿流浪记》)是另一部已经完全本土化的中国式欺嫂害侄、弟夺兄产的故事。
改编自震惊沪上真实奇案的影片《张欣生》中,兄弟关系也并不是主线,只有在张欣生夺财杀父消息败露后,才写到弟弟张烽生闻讯匆匆赶回家与母亲商量;张欣生又大摆筵席地为弟弟娶亲,想堵住其圈。然而就是这三两情节,已经使兄弟俩(不仅仅是张欣生)在家产利益面前置亲生父亲性命/冤案于不顾的丑陋嘴脸显露无疑。
从上面这几部片子大抵可以看出:中国电影中最早的兄弟关系大多不是被正面表现的,更不是主角。他们多是围绕着家庭财产关系而出现,并常呈现出“人之初,性本恶”的面目。然而这样的假想模式,却正是中国传统伦理中悌道存在的理由。比如西周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鼓吹“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孝悌伦理,便是直接针对当时诸子争位、兄弟夺产引发的政治反叛与社会动乱而提出的。在中国家庭伦理体系中,家是因夫妻之道而生,由孝道传承的,这体现出两个最具核心功能的伦理关系;而悌道所要解决的却是次重要的问题:兄弟间由谁来继承家长权以及家产分割的比例。有意味的是,在这样的礼教思想笼罩下,中国电影中的兄弟形象一开始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虚构为图解孝悌之道的人偶;而作为各自独立的、自由的“人”的属性以及其相互间真实、平等的家庭、社会关系却遭到忽略与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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