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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权思想真的被西方理论绑架了吗?


□ 宋少鹏

  二○○三年夏天,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召开了“中国百年女权思潮”国际学术大会,会议上日本学者须藤瑞代做了关于《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的报告。这篇文章曾用中英文发表,后被收录在《中国百年女权思潮研究》(陈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版)一书中,引起了参会者很大关注,被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女权运动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社会性别”(Gender)引入中国近十年(从一九九五年世界妇女大会算起的话),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科建设也有近十年的努力,在经历了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概念实行“拿来主义”的初级阶段之后,中国的本土学者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是“中国妇女”的问题,特别在反“西方”中心的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大背景下,了解中国本土女权思想的源起、演变和发展的脉络成为中国学者急切想知道的内容,瑞代的工作正填补了这种需求。时隔数年,《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终于在二○一○年出版了,中国学者得以一窥全貌。本书所揭示的清末民初丰富而充满争议的女权思想,有助于打破把“女权”理解为一种抽象空洞的口号,或是几条所谓的国际标准的刻板印象。从中国女权运动肇始,女权就不仅仅是妇女争取权利的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正是笔者与瑞代的分歧所在。瑞代通过分析清末民初的女权论述,隐晦地得出两个判断:第一,中国的女权被民族国家绑架了;第二,中国的女权思想被西方思想绑架了。女权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女权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无法回避,也一直是缠绕当代中国女权思想的两个核心问题。
  
  一、女权被民族国家绑架了?
  
  尽管本书的结构是兼顾编年和人物的思想史写作方法,有一个明晰的线索贯穿全书,即这些不同的女权论述是如何建构女性为女权“主体”的。“女性不是自明的主体,不是先有自明的女性主体而去要求女权,恰恰相反,女性主体是在围绕女权的议论中被建构。”(199页)女性作为女权主体是在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被确立的,这也是瑞代之所以认为中国的女权被国家绑架之理由了。
  笔者依据《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一书来勾勒这条线索。
  瑞代认为在一九○○年前后梁启超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是“女性论”,而非女权论。梁启超的“女性论”集中在“不缠足”与女子教育上,他关注女性是因为他认为国家强弱与女性强弱成正比,改良女性是强大国家的前提条件。女性论述出笼之始,女性和女权就被国家绑架了。马君武(译介斯宾塞的《女权篇》、密尔的《女权说》)和金天翮(《女界钟》)开始使用“女权”一词,以“天赋人权”为立论根据,并明确赋予女性为权利主体。两人的著作促进了“女权”一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夫妻的平等、妇女参政等议题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女权论述中,但是,两人仍是在富强国家的框架下讨论女权。金天翮的“国民之母”与梁启超培养身心优良的母亲以贡献于国家,如出一辙。梁启超、马君武和金天翮等男性论者关注的都是未来的女性,并不关心当下女性的权利。当他们在构建理想的未来女性时,缠足的没有现代知识的旧式女性被建构为落后的形象。
  女性论者开始关注“现在”的女性应该如何改良自己。在梁启超的女性论中,能从事家外生产劳动的职业女性和教养现代孩子的优良母亲都是梁氏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但梁启超只是从有利于国家出发,抽象地谈论,并没有从女性具体的生活经验出发,所以,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的潜在冲突。女性论者不仅从当下女性的立场出发,还直面职业女性与母职之间的内在矛盾,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女权方案。比如,秋瑾“尽与男子一样的义务”;张竹君“摸索新角色”;何震“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解放女性”的无政府主义。金天翮、秋瑾和张竹君都重视女性对国家的贡献,何震虽然拒绝民族国家框架,处理的仍是女性与国家的关系。所以,辛亥革命前出现的这四种女权论述,女权方案虽不同,基本论证路径却是同一的,且都是以天赋人权为立论依据。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初建,围绕女性参政权的论争成为当时女权论争的核心议题。围绕女性能否有参政权形成了对立的两种声音:反对女性参政的“天职”论和支持女性参政的“天赋人权”论。最终,实践上女性参政权被否定,在思想论争中“贤妻良母”派的论说占了上风。直到上世纪一十年代后半期才逐渐扭转了社会思潮的这种局势。
  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人格”问题的关注,使涵养女性人格所必需的女权(女子教育、经济独立、参政权)论述重新被肯定。女性拥有独立人格成为自由恋爱的前提,因为两个真正独立的男女个体才可能真正地自由恋爱。但是,拥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受过教育的女性成为职业妇女,经济上独立)与女性履行母职之间存在着冲突。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女权论与清末女权论相比,清末所有的女权论述都是在民族国家的关系框架中谈论女权,女权与国家保持着联动,或是贡献于国家或是摆脱民族国家,在女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女性成为权利/权力的主体,但女性是一个统一主体。二十年代的女权论述中开始出现分离“女权”与“母权”的倾向,女性主体也被分裂成“女”与“母”两种主体。比如,把女权运动与母权运动视为时间上连续的两个阶段,女权运动被视为达致母权运动之必经阶段,从而来调适女权与母权的冲突。“母权”与优生优育和改良种族之间的关联性,使“母权”与国家之间仍保持着的联动性。女权与母权的分离,使女权逐渐失去了与国家的相连,强调个人独立的女权一方面成为母权的对立面(152页);另一方面女权变成了与男性相对的一种力量(171页)。女权与国家相脱离,使女性有可能以“同为女人”“同为被压迫者”的性别认同,超越国家界限建立“联络世界女性”的联动(197页)。与清末女权论相比,女性的强弱不再与国家强弱相关,瑞代以《妇女杂志》在一九二○至一九二五年对日本女性评价降低和对日本女性的同情为例,来证明当时中国的女性认同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把日本女性也视为在国内受压迫的群体。在清末的女性论述中,日本曾经因其国力强于中国,而被视为女权发达的国家,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又以日本女权主义者竹中繁在《妇女杂志》上的投稿并未受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关系的影响,来证明女性认同有可能超越国家框架,并乐观地认为“女权论出现了超越国家这个框架的可能性,并出现了以‘同为女人’而获得了国际性关联的转机”(171页)。然而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日交战的背景下,“女”又开始被收敛到国家框架内。比如一直对中国女性保持关注和颇有好感的竹中繁也对贡献于日本国家的“中日亲善”保持着某种一致。这是瑞代把《北伐时期周游中国的日本女性:竹中繁与服部升子》作为本书补论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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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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