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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者、边缘城市和战时电影


□ 刘 辉

  社会发展的历史如同延续的长河不停息地流淌,而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却经历了特殊的阶段,有着几许残缺和断裂,也因此线性的史观出现了无法解释的部分。正如东京大学的刈间文俊教授曾指出,中国电影史本是丰富多元的发展过程,但不断由于政治原因导致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否定,才使得各种电影文化和传统不断丧失,以致于我们对几十年前中国电影的认识和判断总是无法确定,也无法充分理解中国百年电影文化的多元性。的确,中国电影业在20 世纪各种政治变革和文化运动中随波逐流,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1937~1945 年那段特殊的战争岁月,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吊诡的一段时期,难以解释、难以归类、难以定性。这段时期和电影发生关系的人和城市都遭遇着描述的困难,在英雄主义的两极道德观下丧失了表达的权利和生存的价值。“失语者”和“边缘城市”,成为战时中国电影最为特殊的一个现象,百年历史仿佛被拦腰截断,存在着一段空白,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黑洞”。1 事实上,正是1937~1945 年这一特殊阶段,直接影响了中国电影目前的地域格局、文化旨趣、电影形态等各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以下简称《双城故事》)正是一本以战时中国电影为中心的史学专著。作者耗时8 年,在上海、北京、香港、台北、东京等各大城市搜集档案和资料,访问了众多的历史当事者,全书资料引用之丰富翔实令人咋舌,其中不乏张爱玲1943 年用英文为德国《20 世纪》杂志写的各种中国文化的评论文章,还有大量港台和英美研究资料。正是这种广泛、翔实的史料,使得本书在对战时中国电影业的双城关系、影人的生存状态、日军侵略下的日中文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描述和分析都具有说服力。一如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本书并非一本对战时中国电影进行美学和艺术分析的著作,而是尝试着描述在特殊的沦陷环境下上海和香港电影业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描述电影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抉择。
  “失语者”、“边缘城市”和“战时电影”是贯穿全书的三个范畴,分别从个体、整体和时代背景三个层面探讨了电影的文化政治。在特殊的历史时代和政治环境下,反复拷问电影的功能:战时沦陷区的电影是否成为了日军的侵略宣传工具?为何在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极度政治压力下,上海影人生产出大量娱乐片?为什么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仅大量上海影人南下香港,连同原上海影业大量资本和设备都悉数转移到了香港?……正因为1937~1945 年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考察了电影的独特性——它忽而为娱乐,仅仅是时尚休闲的商品;忽而为宣传工具和文化焦点,引起国家机器的重视,激起全体知识分子的关注。电影的多元性和易变性,无疑成为一个独特的视点,多棱镜般反映着现代中国历史的一段进程。而历史性的追溯和个体价值的意义,成为本书尝试解答的问题。
  
  失语者
  
  在20 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上,新的文化观念和地域政治格局在不断的形成和湮灭,与此同时,也有无数人物和城市在这种潮流中成为被湮灭的个体,丧失了自己存在的表达权力。而《双城故事》尝试恢复“失语者”的努力,成为全书的一个亮点。
  “失语者”便是1937~1945 年间的上海影人,他们中不乏著名制片人、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代表者有张善琨、卜万苍、陈云裳等。在复杂的战时环境中,他们个人的生存和选择都以暧昧和矛盾的方式存在,而他们生产的影像更成为一片充满了各种力量纷争的新战场。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旋即进入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沦陷。原有的“孤岛”影业凭借着古装片、神怪片等娱乐类型片,在日本人尚未染指的上海租界获得了生存的一线生机;但在沦陷后,他们不得不接受日军和汪伪政府提出的“国策”影业方式,全部进入中华电影股份公司(简称“华影”),否则就将面临生存危机。《双城故事》细致地描绘了这个影业转变的过程,此时正值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民族主义和抗日成为时代主题,而在沦陷区的上海,人们却不得不考虑怎样在日军的白色恐怖下生存。这些为了活命而留在敌人阵地的中国人与那些跋涉到大后方奋勇抗敌的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在1945 年抗战胜利后,重庆回来的人们充满着自豪感,而沦陷区的人们却不得不低头做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市民,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两极化道德观。重庆/ 上海、英雄/ 汉奸、国防电影/ 娱乐电影等一系列对立概念形成,电影界人士更成为众矢之的——在所有勇士浴血奋战时,他们竟然还在演绎着鸳鸯蝴蝶派的爱情故事。于是,所有留在上海的电影人被指为“附(忤)逆影人”,在1946 年出台的一份名单上需要审讯的影人达到108 人,跃然纸上的正是张善琨、张石川、陈燕燕、陈云裳、卜万苍、朱石麟等一批著名电影人的名字。而《双城故事》思考的问题则是:指责他们是汉奸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留在了沦陷的上海,还是他们影片中有附(忤)逆的内容?他们究竟有没有卖国行为?是否因为电影在现代都市中的极大影响力,才使影人沦为党派斗争和民众泄愤的牺牲品?如果仅此原因,则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大众暴力”问题,而非民主的选择。时至今日,在各种电影史的描述空间中,鲜有关于这段历史和这些影人的公允评价和客观认识。2 而当这些重要人物成为“失语者”,直接后果就是历史的断裂。事实上,1945 年之后为了逃避法庭审讯,大部分影人都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促进了香港在战后成为东亚最大的电影中心,并取代了原来上海的“东方好莱坞”美誉,而延伸的还有种种电影美学问题。由于“华影”时期大量日活多摩川摄影厂、东宝的电影人来到中国,中日电影在美学上互渗,南下香港的上海影人在20 世纪50、60 年代拍摄了一系列有着全新美学风格的电影,对于这种新电影美学风格的理解离不开对“华影”的全面认识。遗憾的是,由于战时上海影人的集体失语,留给今天的学者许多难以琢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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