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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调查与人类学的方向


□ 张海超

  一九三八年迟来的春天肯定让当时的人民感到彷徨无措。新年伊始,中国首都南京便惨遭日本侵略者屠城,全面开战的国土上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民。同时的欧洲也笼罩在大战降临前的阴云中,德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四面推进,英、法、苏几大国都在焦灼地设法避其锋芒。时年二十八岁的费孝通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了他的人类学博士学位。归国的轮船上,广州和武汉沦陷的消息相继传来,忧心的游子选择由越南登陆,经河内来到因战时高校内迁而知识分子云集的昆明。经吴文藻先生的介绍和安排,年轻的费博士在云南大学获得了他的第一份教职。没有经过更久的休养,两个星期之后,他便来到距离昆明约一百公里之遥的禄丰县大北厂村,开始他在伦敦受训后第一次的田野调查。从此,这个普通的村庄注定要为中国农村研究的历史写下不平凡的一页。
  一九三八年的最后两个月和一九三九年的暑假,费孝通和以他为首的研究团队两次长住禄村开展田野作业。两年之后,研究成果才以油印形式发表在由吴文藻先生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上。一九四三年此书由迁到重庆的商务印刷馆正式出版。在随后访问美国的一年中,费孝通用英文对禄村以及易村、玉村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并以《Earthbound China》之名先后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英国的Kegan Paul书局出版,从而使《云南三村》为国际人类学界所知,并被视为费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费孝通本人对云南三村的经历始终没有淡忘,一九九○年,八十高龄的他曾花费二十天的时间考察了当年的研究地。云南三村在其晚年的思考中也未缺席,它们在费老自己的总结性文章中曾被多次提及。我们可以说禄村研究在其一生学术探索的脉络中拥有不能被替代的位置。在调查过去七十年,后来学者的重访和再研究也有过多次之后,阅读这本著作,于我仍是一个颇为受益的经历。
  对任何一本人类学作品而言,评价工作都应该从民族志描述提供给读者怎样一个社区图像开始。依照日常生活和阅读的经验,人们总是预设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村庄只可能有三类家庭:地主、自耕农和佃农,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后者尽力生产但难免受到前者的剥削,而自耕农则安分地在自家的土地上进行耕作。残酷的剥削、尖锐的斗争是很长一段时期农村研究的基本假设和常见结论,而费先生的研究多少挑战了这种成规。在禄村,田地的所有人对承租者收取相当于水稻产量60%的地租,表面上看当地的名义地租是非常高的,依此推测禄村的“阶级矛盾”也必然尖锐。但团体地主的存在使这种高昂的地租大打折扣。禄村最富裕的地主家拥有的水田也不过是二十五亩,而势力最大的几个团体拥有的田产要远超过这个数字,不仅宗族拥有的族产很多,宗教和水利团体等也都有自己的公产,全村土地的27%是由团体所有的。团体地主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所谓“剥削”水平,因为私人承租者总会想方设法少交地租,而集体土地的实际经管人也很少会像爱护私人财产一样保全公众利益。在村庄的实际操作中,总地租在总收获物中所占的比例有了明显的下降。禄村的富人并不想当然地要将土地租给穷人耕种,实际上他们更愿意雇工经营。富者同时也放债,穷人可以用劳动力来抵偿。对富人而言,借贷关系的维持有时单为在农事紧张的季节保证有人手来帮忙。费孝通得出的结论是禄村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租佃关系而是雇佣关系。总之,《禄村农田》记录下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七十年前完成的调查对今天的读者重新了解传统时代农村的经济结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等方面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作为一本民族志作品,它基本可以说是不辱使命的。
  回顾禄村研究很难绕过费孝通出国前在开弦弓的调查。在作者后来的论述中,对东南沿海地区江村的研究是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而《禄村农田》被认为比《江村经济》更加成熟,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禄村这个身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乡村被认为是未被资本主义改造过的农业社会的典型,与现代文明的隔膜使这里显示出与江村截然不同的样态,作为传统经济模式尚未被打破的农村类型的代表,确实堪当作者在写作《江村经济》时就在努力寻找的理想参照物一职。仅凭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对云南三村尤其是禄村研究给与特殊关注。
  费博士师从功能主义的大师,但禄村农田甚至都很难看到对日常生活的功能主义解释。相反,作为实证研究的典范,禄村农田研究中实际已经具有了从布迪厄起才一直强调的实践论观点,人类学研究应该考虑到人们在处理民间事务时表现出的弹性,而不是单纯关注只有在理想状态发挥作用的所谓文化规则。在这本著作中,费孝通对禄村经济进行了大致的变量分析,利用一种类似经济学模型的方法对当时人民的收支进行了动态描述和分析,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也是不常见的。出身于当时还是如日中天的功能学派门下,禄村研究却未明显采用功能主义解释体系,费先生的理论勇气和探索决心在七十年后仍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当下人类学界显然太热衷于用中国的个案检验最新的西方理论,让我们惭愧的是在学科中国化和本土化口号喊响很多年之后,中西理论对话基本上仍停留在我方“随声附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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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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