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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笑:中国相声“话语”的变迁


  云也退

  中国相声从乍现江湖起就是根正苗红的草根玩意。每一份溯源相声史的资料都会告诉读者,这种曲艺形式起源于清末民间,祖师爷一般被认为是朱绍文(“穷不怕”)。后来,焦德海、李德钖(“万人迷”)、周德山(“周蛤蟆”)等“八德”之类的人物,各带着非常草莽的艺名将其影响在京津地区扩散开去。

侯宝林(左)和郭启儒在表演相声。

  相声生而为逗人一乐,它以此在兵连祸结的年月里博得平民百姓之心。不管摆摊撂地,还是去富家演堂会,演员登场后相互抓哏,密集地“抖包袱”(即制造笑料),根据现场情形使个“现挂”,有时候跟观众来个互动,都是表演的常规。这样的相声受限于演员的文化修养,格调参差,有时俗不可耐。

  不过,早期相声同样积累起一种高扬社会责任感的传统,艺人出身芸芸民众,能使用民众自己的语言去嘲弄颟顸的当权者,声讨奸商和歹人,调侃自己生息的市井里形形色色的猥琐粗俗。他们留下的资源,后来被汇编成数百件传统相声文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秩序瓦解、道德失范的时代,相声艺人对于伦理重建的深沉关切。

  李德钖的弟子张寿臣先生一直活到1970年,作为马三立的同辈、侯宝林的前辈,他说过的许多相声都试图确立是非、匡正人心:

  甲:(说完了好人的“骨相”,转而说坏人的“骨相”)您常听说“瞧你这块骨头”!

  乙:别往这儿指。您说说都有什么骨头?

  甲:那可多啦!有:狠骨头、乏骨头、贪骨头、阴骨头、坏骨头、懒骨头、馋骨头、脏骨头、软骨头、滑骨头、耍骨头、臭骨头、贱骨头、犬骨头、没骨头、大小的横骨头、贼骨头。

  乙:噢,这么多哪!也是四字断语,六字评语吗?

  甲:对!我说几块骨头您听听:

  狠骨头,残害同胞,吸尽民脂民膏。

  乏骨头,鸣枪放炮,吓得连哭带叫。

  贪骨头,便宜没够,耻于脸皮太厚。

  阴骨头,口蜜腹剑,专会脚底下绊。

  乙:哼!还真有这种骨头。

  甲:坏骨头,表面假笑,暗中放点毒药。

  乙:这个更缺德。

  甲:往下还有哪!

  乙:还是坏骨头?

  甲:小坏骨头,信口开河,说话嘴不留德。

  乙:嘿!接着说。

  甲:懒骨头,空负少年,终日游手好闲。

  馋骨头,鸡鸭鱼肉,贪多吃上没够。

  脏骨头,有碍卫生,浑身又臭又腥。

  乙:吐了!

  如《揣骨相》、《洋药方》之类作品,直白、快意地宣泄着传统艺人在语言和思想教化方面的多样追求。县长、省长之类在朝之官皆被暗斥为“祸国殃民”之辈,演员论起这些坦然无拘,正气凛然。

  被扼住的咽喉

  中国相声的命运在1949年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上世纪50年代,普天之下一切幽默的两大永恒题材——性与政治——被全面革出相声题材,而且,相声历来所观照的对象——社会现实——也成了不可任意批评的,人群分为敌友两方,是敌皆恶,是友皆善,再不可泛泛而论“坏骨头”了。休说不能碰领导人的话题,老演员们对自己所属的农民阶级也失去了嘲讽的权利,皆因农民是革命成功的有功之臣,他们身上粗鄙俚俗之处被禁止列为讥笑的对象。一场对“美丽新世界”的集体梦想,拖着浑身的禁令,丁零当啷地在掌声和鲜花中登场了。

刘宝瑞铜锣般的阴阳嗓是为相声而生的。

  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等老先生领导了那个按照 “专案组”习惯组建起来的“相声改革委员会”。侯先生是真诚地希望相声能走一条高雅的路线,被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高校人士所接受,所以,他把《婚姻与迷信》《改行》《三棒鼓》《阴阳五行》等锤炼成无可逾越的经典,他上演郭荣起先生原创的《夜行记》,与孙玉奎、高方正等人合作的《全家福》《一贯道》《离婚前奏曲》展示其戏路之宽,更不用说《醉酒》这种对国外幽默潇洒自如的改编再现。

  语言改革以后,如侯宝林所愿,相声一洗从旧社会泥泞里带出来的浊气,新创作的作品语言干净了,品格清爽了,但身上也被七七八八地贴满了政治膏药。在1965年出版的一本《新相声集》里,王素稔、王长友创作的《男女乒乓双冠军》剧本里有如下的台词,那时绝大多数的相声新作,都有类似的程度不一的生硬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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