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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荒唐谁之过


□ 杨 慧

  杨慧
  洪堡大学哲学博士,北京电影学院理论所副教授。
  
  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以下简称《姨妈》)围绕女知识分子“姨妈”叶如棠退休后的人生境遇,勾勒了一幅人生失败的女性群像图:从不断遭遇人生尴尬、最终从热情自主走向颓唐依附的姨妈,到人鲜衣丽、号称热情欢快却骤然魂随宠猫逝去的水太太;从另类不可一世、却只有半张面目的少女飞飞,到舍命为女儿却沦为阶下囚的贫女金永花;从得意洋洋却疯癫痴傻的老外婆,到刁悍张扬却心高命薄的少妇刘大凡,以及那蓬头垢面、愚蠢得可怜的洗鱼妇,这是一群在容貌/ 身体、婚姻/ 家庭、精神/ 物质、职业/ 地位等各方面都命运多舛、最终未逃过荒唐苟且结局的女人们。由于她们基本涵盖了女性的各个年龄段及其相应的人生角色,并且都有较为完整的命运线索,而片中的男性角色(主要是潘知常)则仅仅是作为女性命运遭遇的铺衬存在,因此,影片的中心意图显然是从一定侧面描写当代(我国相当一部分)女性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处境,并且影片似乎是在断言:女性的人生奋斗只能落得荒唐无奈之果。
  关于女性人生奋斗的境况,西蒙· 波伏瓦早就指出过,由于父权秩序对女性的压抑,导致她们为自己的人生奋斗时,她们比男子有更多的权利要去争取,同时也要品尝更多的失败;因为压抑会以男权话语权力的阻碍以及女性自身对压抑的服从和归顺形式存在,导致她们奋斗失败的往往是来自社会的种种阻障和来自自身的主体性觉悟欠缺两方面。1 而对女性人生奋斗境况的关注,也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场和视角问题:要么固守性别等级文化的传统感觉,以各种策略否定女性及其不甘的挣扎,继续传播父/ 男权意识形态;要么从审视、检讨父/ 男权传统的立场去关怀,同情女性的反抗和失意,进而谴责正统文化秩序中的性别不公。《姨妈》既然是描写女性,并重笔表现她们的人生失意,那么,在当今性别文化视角日益自觉的语境中,我们必然会留意,编/ 导是从什么立场去关注并认识这个主题的。然而,当我们以这样的尺度走近《姨妈》时,会发现影片的叙事视角充满了悖论和矛盾。
  
  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悖论性审美判断
  
  首先,影片的主题倾向是不明确的。从主情节来说,影片描写了女知识分子叶如棠从热情追求自我实现,到最后人生失败沦落。但影片无论在情节铺垫安排还是影调情绪渲染上,都让人无从判断,编/ 导对姨妈的命运的态度究竟何如,这个故事诉诸观众的意图又是什么:一方面,影片似乎是在批判男人(潘知常的欺骗,前夫的人文素质低下)对女性的不义,同情女性追求自主人生的艰难,因为影片开始时,姨妈以红衣绿伞的鲜艳夺目,高声张扬,气派出场;影片结尾时,却以白发灰衣、凄凉无语的偷生之态告终。开端和结尾这两个画面的内涵和影调反差强烈,对比鲜明,所透露出的信息应当是:当姨妈在上海自主人生时,她是意气昂扬,生机勃勃的;当她被骗,最后不得已回归贫贱前夫,跌入依附他人的境地后,她的生命之光也陡然黯淡。尤其是编/ 导对姨妈回到鞍山复归人母、人妻角色后,对其生活环境之粗俗龌龊的渲染(前夫的肮脏,女儿的叫骂),无疑让人感到,姨妈最后的失败正反证了女性自己主宰命运、追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必须和美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影片在结局中实际强化了一种来自姨妈自身的忍辱负重、认命无奈的情绪,所以,又似乎是以姨妈的现身说法宣示:一个女人,她的自主追求终归是竹篮打水,她无法拗过命运的安排,最好是安分守己地不要追求、挣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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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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