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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为什么缺少“亚乡土叙事”


□ 古 耜

散文为什么缺少“亚乡土叙事”
古 耜

近几年来,老中青三代作家描写乡土生活的散文作品,虽然连篇累牍,目不暇接,内中表现出的从价值取向到情感色调,再到艺术手法的种种扬弃与变化,亦复不拘一格,历历可见,只是倘就其最基本的形象、场景和审美形态而言,却大抵是传统的乡土叙事的延续和发展,而很少能看到小说领域每见的那种引入了异质的“亚乡土叙事”——即对农民进城后生活与命运的观照和书写。对于散文家的这种我行我素,不同的评论家或许会有不同的见解,但在我看来,有一点还是必须承认:当下乡土散文创作中“亚乡土叙事”的基本缺席,终究给乡土散文自身造成了时代色彩淡弱、现实品格模糊的缺憾。
世纪的乡土散文何以会在整体上缺少“亚乡土叙事”?窃以为有两点具有本质意义。
首先,散文作品的建构特点和散文作家的生存现状,不利于乡土散文中“亚乡土叙事”的形成。熟悉文学创作规律者都知道,散文和小说虽然都是文学的一种,但在通常情况下,它们建构自身的方法和路径并不相同。其中小说一般呈主动的和进取的状态,即由小说家从特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结构出发,自觉选择自己所熟悉的或者感兴趣的素材和题材,沿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思路,尽力向生活和精神的纵深处开拓,从而完成文本的创造。而散文则更多表现出审美的被动性和偶然性,也就是说,生活里的散文家,往往是首先在无意中被某些外界事物所感染、所打动,然后才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将心中的所思与所感,化为艺术篇章;那种按照预先设定的主题和构想,为写散文而写散文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对于散文家而言,其现实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便具有了制约和筛选创作题材的特殊意义。因为散文家大都只能从自己最直接、也最稳定的经验世界里,选择最基本、也最主要的审美对象。沿着这样的思维向度,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即可发现:同越来越多的小说家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个体劳动者的性质,并因此而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保持着广泛联系有所不同,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散文家,更多置身于社会的文化社区和知识阶层,相对稳定的职业角色和相对安逸的现实生存,以及技术时代几乎是密不透风的资讯裹挟与文化遮蔽,使得他们同大众生活拉开了较大的距离,更难以真正走进农村的现实空间和农民的生存境遇;换句话说,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已经很难构成他们的直观情景与切身体验,当然也就很难触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笔下的乡土散文可以凭借记忆、想象和惯性,做传统形态的延展,但却无力完成与时俱进的“亚乡土叙事”,这应当是可想而知,不难理解的事情。

其次,一种片面的、被推向极致的散文观念,阻碍或抑制了散文家向“亚乡土叙事”的靠拢和掘进。如所周知,由于晚明小品和欧式随笔的双重影响,五四以降的现代散文形成了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这就是曾受到郁达夫高度推重的所谓散文的个人性。毫无疑问,这种个人性因为呼应着现代中国“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的历史潮流,所以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个人性毕竟是一个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模糊”概念,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时空局限,使得它在舶来中国后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突出表现为,一些散文家孤立地、绝对地理解个人性,片面地、过分地放大了其中所包含的私人性和“小我”性,误认为坚持个人性,就是纯粹的“内宇宙”抒写,其结果使笔下作品更多沉溺于狭小天地的回味和一己悲欢的咀嚼,而无形中弱化乃至放弃了个人性的另一种应有之义——用特立独行的主体意识,去撞击时代的风景,去叩问民族的心声,进而寻求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巨大张力。对于这种缺憾,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解放区散文和建国后的十七年散文,曾经有过基于时代需要的客观上的拨正,。可惜的是,这种拨正因为渗入了过于急切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及其他种种非文学因素,其结果不但没有产生理想的效应,反而促使散文在新一轮的调整、扬弃和发展中,再度矫枉过正,出现了今天小感觉、小情趣、小故事、小智慧铺天盖地,流行一时的局面——这当中固然有商业文化与后现代思潮合谋的崭新因素,但由来已久的偏颇的散文观念的消极影响,依然不能忽视。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们来看当下的乡土散文,其满足于表现心灵里的乡土投影而无形中冷落“亚乡土叙事”的因果关系,已经是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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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7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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