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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


□ 刘再生

  在音乐批评领域的各类文章中,“编者按”(包括评论员文章或编辑部文章)是常常为人们忽略,而实际上具有重要指向的一种音乐批评存在方式。其特征大致有五:一是以音乐期刊为阵地,于某篇文章(或作品)之上加一段文字,表示“编者”之思想、观念、意识、倾向;二是按语多为短文,短则寥寥数行,长亦千字左右,无拖泥带水之冗言,有快人快语之风格;三是出现概率极低,一种期刊,十期八期,三年两年,难得一见,仅是“偶尔露峥嵘”之文笔;四是无署名现象,“编者”只是一个隐形概念,并无具体作者指向,具一定“神秘感”,一般而言,体现了该刊物权威人士的意志;五是“编者按”往往浓缩了音乐批评尖锐性、针对性、导向性之本质,或一言九鼎,或呼风唤雨,或咄咄逼人,或商榷切磋,虽各不相同,却极显音乐批评之能事。因此,在历史与现实音乐期刊中,均不难看到“编者按”这样一种音乐批评方式之存在。同时,由于其文体短小、文思敏锐、文风直白、文笔犀利,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极其丰富的内涵信息,社会效应甚至为洋洋洒洒之万言长文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有着异常鲜明的时代属性,某种程度上成为音乐批评领域时代意识的“晴雨表”。正视这样一种音乐批评方式所起到的作用,由此进行历史回顾与反思,是撰写本文之目的。
  “实践观点”是人类生存基本法则之理论总结,“实践检验理论”则是在实践基础升华到理论高度之后再一次回归至实践层面,并检验其“真理”程度的哲学观与方法论,有着实践一理论一再实践周而复始、一步步逼近真理的认知价值。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真理均具复杂性与相对性之特点。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之无止境,决定着理论研究、科学规律认识之无止境。音乐批评学作为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往往结合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对音乐领域历史与现实中的人(音乐家)、事(音乐现象)、物(音乐作品、论著)进行带有哲学理念的主观评论,其评论之正确与否,需要经由实践加以检验。“编者按”以“导向性”作为其最本质特征的音乐批评之存在,更需要接受历史与现实的检验。导向者,引导学术之方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将音乐界引向光明、繁荣之路或歧途、倒退之道的作用。现择几例,略作点评。
  
  个案之一:“国立音乐院来稿”编者志
  
  刊载于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第1卷第4号(1928年10月),文字如下(引文中着重号标记为本文作者所加,下文同):
  国立音乐院来稿
  国立音乐院特刊《革命与国耻弁言》
  我们刚要编成本院院刊付印发行的时候,革命的气势发展甚速,到了济南忽发生日兵武力戕害我军民的一大波折,时为五三。我革命气势一面进展,但济案交涉尚未就绪,而五卅又到了。新仇旧恨,重叠面前,我们全院同人,义愤幽忧,只有尽其在我,发表几首歌曲,增印特刊,供给国人采择,高歌慷慨,激励有众,亦不过聊尽一份责任。同学戴君写有发刊词一首,我们把来载在下面,似不必另有宣叙了。编者志。
  拟本院特刊发刊词 戴炳鑫
  我们的同胞已经屡次被帝国主义任意惨杀了,我们的土地已经屡次被帝国主义占据了。最近,日本帝国乃更进一步,堂堂皇皇来阻止我国革命。侵据济南城,杀害我国许多军民,这真是大悖国际公法,蔑视中华民国。我们的耻辱无过于此了。这时候,也是我国存亡的关头。我们现在惟有弃了一切不干,一起到战场上去,把帝国主义打倒,把军阀杀尽。
  我国立音乐院的同学,现在就两条路去奋斗。赶紧把同胞们的绝痛叫喊,制成歌曲,给同胞唱,鼓起同胞杀敌的勇气,激起同胞牺牲的精神。我们自己也立刻穿好武装,拿了刀枪,去与帝国主义痛战一场把帝国主义打倒。
  这张刊物,只算我们的工作最小的一部分。
  同胞们,务须留心,这里的歌词,不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是我们悲壮的叫喊。同胞们,务须留心,这里的曲谱,不是娱乐,不是游戏,是作战的武器。
  在“编者志”与“发刊词”下面,刊登了八首歌曲:《国难歌》(戴炳鑫作歌,萧友梅作曲);《国民革命歌》(陈希愚作歌,易韦斋作曲,萧友梅审订);《国民革命歌》(郭绍猷作歌及曲);《国民革命歌》(姚慎作歌,萧友梅作曲);《五三国耻歌》(朱因作歌,吴伯超作曲);《国耻》(冯国文作歌,萧友梅作曲);《反日运动歌》(宋寿昌作歌及曲);《忍耐!》(易韦斋作歌及曲)。
  背景:1928年4月7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5月1日,革命军攻克济南。日军借口保护侨民,进兵济南,开始屠杀中国军民:5月3日,公然杀害山东交涉署主任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史称“五三惨案”;日军于5月11日攻占济南城,至5月底,共杀害中国军民6123人,伤残1701人,统称“济南惨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时任国立音乐院代院长的萧友梅带头作曲以示抗议,并发动全院师生共创作了11首歌曲,编成《革命与国耻》作为特刊出版。0特刊《革命与国耻》附于《音乐院院刊》。蔡元培《发刊词》写于1928年5月13日,易韦斋《忍耐!》一曲标有“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卅”日期。1928年6月印刷的宣传用品《济南惨案》中载有萧友梅《国耻》、吴伯超《五三国耻歌》(歌名改为《济南惨案歌》)、宋寿昌《反日运动歌》三首歌曲,证明歌曲来源于《音乐院院刊》之特刊《革命与国耻》。因此,可以证明特刊至迟在1928年6月初即可能以油印形式附于《音乐院院刊》同时发行。同年10月,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正式发表国立音乐院来稿“编者志”、“发刊词”和八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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