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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南曲”辨


□ 许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词是“南曲”的观点:曲子词的燕乐南方清商音乐性质及其“南曲”化过程;词的作者大多出生或生活于南方;词协律便歌、多用方言俗语的语言条件;并指出词的“南曲”性质是词发展迟缓的最大原因之一。
  
  曲子词从出现到晚唐、五代的初步繁荣,为何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北宋初年词为何经过近60年的消沉才开始繁荣?这些词发展迟缓的问题曾经得到过反复的研讨,也有一定的成果,但还缺乏非常充分的理由。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略了词的“南方乐曲”的特性。
  如说词从出现到晚唐、五代的初步繁荣经历了上百年拘时间是由于词被认为是“小道”,得不到文人的重视,虽然这其中有一定的道理,但仍不能解释到了晚唐为何词便兴盛了起来,难道文人开始重视词体了?显然不是。于是有的论者又转换到时代文化风会的原因,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晚唐“从宫廷到地方,……奢靡风气日益浓重。因朝政昏庸腐败,不少有志现实却又深感救世无方的文人,穷苦潦倒,在浅唱低吟中寻求苦闷的遁逃”。这时期诗歌创作“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个人生活和抒写内心世界,文学的爱情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在语言、手法、意境诸方面,刻意追求幽隐含蓄的凄艳美,宴间酒边还产生出不少消遣意味浓厚的艳情小诗。晚唐诗人的这种不同以往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追求,对词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说法无疑亦自有其理,但正如刘永济所说:“一体之兴,其来有渐,核其因果,亦复多端。”不少论者也指出过文体因革的内在原因,却缺乏深入研讨,尤其对词的南方特性关注不足。
  词从产生到成熟到兴盛基本上都在南方区域,这与词所具有的天然的南方特性有关,也可以回答本文开端所列举的问题。
  首先从词的音乐性质看。词是配合“燕(宴)乐”歌唱的唱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音乐的性质决定了歌辞的性质。燕乐肇始于北朝。随着西域胡乐的不断进入,与中国原有音乐渐次融合,形成一种新的音乐,这种新的音乐被称为宴飨之乐即“燕乐”。隋统一天下后,隋文帝于俗乐定七乐部:“始开皇初定令,置七乐部,一日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日高丽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国伎,六日龟兹伎,七日文康伎。”(《隋书·音乐下》第377页)隋炀帝当政又增为九部乐:“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商、西凉(即七部之“国伎”)、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隋书·音乐下》第377页)唐武德初年,因隋旧制,用九部乐。至唐太宗时,增高昌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日宴乐,二日清商,三日西凉,四日天竺,五日高丽,六日龟兹,七日安国,八日疏勒,九日高昌,十日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凡燕乐诸曲,始於武德、贞观,盛於开元、天宝。”(《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序》)
  从这些书籍记载来看,隋唐的燕乐主要部分应是“清商”。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中说:“燕乐的主要部分,是西凉乐和龟兹乐。”我们没有看到他切实的论据,只见其书中说“这些胡部新声的发源地,在唐代大都已是中国境内的州府(唐太宗时于高昌置西州,于龟兹城置安西大都护府)……”。这还不能作为“燕乐的主要部分,是西凉乐和龟兹乐”的根据。也许吴熊和先生是以《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序》中下面这段话作为依据。这段话是:“自周、隋已来,管弦雅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谓之九弄,雅声独存。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此应导源于杜佑《通典·乐典第一百四十六》:“自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於管弦者,唯明君、杨叛、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琴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调,谓之‘九弄’,雅声独存。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但这段话指的是“管弦杂曲”和“鼓舞曲”,而非“燕乐”,尤其不是唐代的“燕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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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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