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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 张大明

  读《徐懋庸杂文集》札记
  
  孔乙己偷书,人所不齿;徐懋庸被称为“知识界的乞丐”,人以为荣。人非生而知之,乞知识,求学问,有什么不好呢?
  徐懋庸出身贫寒。小时候,帮助父亲沿门叫卖纱筛,他随身带着书,一有空隙就读几句;自己买不起书,村里谁有,他就去借来读。“我真象一个饿得不论草根树皮都要吃下去的乞丐似的,把能够借到的一切书报,古的,新的,科学的,文学的,杂乱无章地看进去,看进去。另一方面,又怀着象想混进富家的厨房饱吃一顿的心愿,兀自寻觅着进学校的机会。”(《一个“知识界的乞丐”的自白》)苍天不负有心人。他读了小学就能教小学,读了初中亦能教中学,而且还受欢迎。不仅如此,他日后的发展更令人惊叹。他仅止读过初中,但他成为很有成就的杂文家;他能顺畅地翻译法文,日文、俄文也粗知一点;他古文很好,旧体诗词写得漂亮;在延安抗大,他教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解放后,他长大学,后又在哲学研究所当研究员,研究西方哲学。
  他有天才吗?也许是的。但天才的知识和才能也并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靠后天一点一滴地积累。勤学多思,是徐懋庸的格言。他一生爱学习,手不释卷,什么书都读。他到同事或亲戚家串门、作客,常常不跟主人寒暄,不参与聊天,而是去浏览别人书架上的书,见到自己没有看过的,就抽出来,独自静静地读,旁若无人。因此,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古今中外,文史哲经,似乎都知道;写起文章来,要啥有啥,如探囊取物一般的容易。他更注重多思。光学不思,脑子让别人跑马,于己并无益处;或仅只充当储物的仓库,杂乱无章地堆了一屋,但究竟有哪些东西,它们的规格、性能、用途怎样,却不了了。只有经过自己的思考、过滤,弄懂它,掌握精神实质,化为自己的思想,才能取精用宏,随手拈得来,用得上。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保持独立思考。一九七四年,我以“批林批孔”的时髦观点看《红楼梦》;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偷偷地去请教他时,他断然否定那样曲解《红楼梦》。他说,《红楼梦》写的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活下去了的矛盾运动,而非什么批孔评儒。他教我读马列的基本原著,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结合上来研究所有的经典作品,才不会迷失方向。
  徐懋庸一生坎坷,常处逆境。一九三六年一封信,鲁迅与之绝交,同志们对他也不满;五十年代,先是长大学不顺心,后是被打成,右派;十年浩劫中,他以三十年代就“反”鲁迅、鼓吹“右倾机会主义”的、“卖国投降”的“国防文学”口号,再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罪名,被作为牛鬼蛇神,强行专政。但是,关也好,斗也好,打也好,他对党和人民的坚定信念不变,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不灭,他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能吃能睡,照旧不斗就读书,就写作。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这个“知识乞丐”的成才之路,是发人深省的。
  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茅盾和瞿秋白,刚刚涉足文坛的徐懋庸、唐、聂绀弩、周木斋、柯灵等簇拥着峰巅。徐懋庸学习鲁迅写杂文,不求形似,着重学习其精神。跟鲁迅一样,他也写得很杂。他曾说:“我是一个靠在杂志上投稿过生活的人,虽然我的稿子很杂乱,有时写篇‘速写’,有时写篇‘短论’,有时写篇‘书报批评’,有时也从外国报上翻译几篇文章,我是一个‘文化界的打杂者’”(《高尔基和香菱》,《怎样从事文艺修养》第二页)。在上海时期,他出了两本杂文:《不惊人集》和《打杂集》。《打杂集》由鲁迅写序。鲁迅认为,这些杂文“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能移人情。徐懋庸的杂文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眼界宽阔,知识丰富,以整个社会为描写对象。他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挤脓疮,挑遮羞布,也赞扬正义,歌颂善良,向往光明。闪烁着真理之光,富于论辩性。徐懋庸杂文朴素自然,从容不迫。抨击敌人,并不声嘶力竭地叫喊,而是象修养很深的歌唱家一样,即或在高音区,也婉转自如,底气很足;与人辩证,并不肝火旺,而是充分说理,自己觉得对,就坚持到底,对谁也不服输;那些随笔和抒情散文,则文情并茂,熠熠生辉,文辞不雕琢,但相当美。徐懋庸杂文的哲学味道很浓。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讲辩证法。比方说,他有篇杂文叫《墨索里尼劝农》,就敢于肯定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立身行事中的可取之点。这是要有眼力和胆识的!在一个主要是做坏事的历史罪人的行状中,发掘出一星半点好的、对的事情,非独具慧眼不可;看准了,在举世唾骂、人人喊打的空气之中,出来实事求是地肯定一句半句,更需要胆量。这胆量来于对矛盾运动的认识,来于对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掌握。他在一九五七年写的杂文更其尖锐、深刻,充满辩证法。他给官僚主义者画像,他阐述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讲《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的辩证关系,他回答《真理归于谁家》的提问,都从政治着眼,哲学入手,高屋建瓴,轻快裕如。虽说表面上有点咄咄逼人,但内心燃烧着革命热情,对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不移、对同志的诚恳,洋溢在字里行间。深刻性来于政治思想的成熟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尖锐性出于对侵蚀党的肌体的病菌的愤激。哲学成份增加了文章的深度。这些杂文,讲哲学,但不掉书袋,不枯燥、沉闷,它先以气势取胜,再由逻辑之严密、理论之无懈可击,令人慑服。它不同于谈桌子之类的哲学论文,也不同于说橱窗的美学论文,而依然是文学,是鲁迅开创的杂文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讲现代文学史,谈三十年代的杂文,不能不说徐懋庸与鲁迅的并肩作战。鲁迅和他的战友、学生,造成一条战线,以杂文为武器,在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讲当代文学,谈五十年代杂文的又一次兴旺,徐懋庸总该第一个被提到。如果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该批评,蒙在党和社会主义身上的尘埃该清除,那么,徐懋庸的那些杂文就该存在;如果说这些毛病和尘埃现在都还有,那么,徐懋庸的那些杂文就具有生命力。尖锐泼辣的讽刺文学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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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3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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