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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等级构成的中西比较研究


□ 陈 军

  内容提要:文学史上文类之间的关系千姿百态,文类等级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关系”之一。中西文类等级构成的相同点主要体现为:紧密围绕文学作品置身的众多维面、融贯“正一反一合”的辩证思维。不同点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文类等级构成比西方更加重视创作主体因素、更加重视学科间的交互性、更加强调历时性因素。文类等级构成的中西比较研究,在折射中西文学发展诸多共性的同时,更进一步凸显了各自文学传统的个性,开拓了中西文论比较的新视野
  
  文类(1iterary genre),一般也称为文学体裁、文体。文学史上文类不仅繁多,而且关系错综复杂,如包含(诗与抒情诗)、组合(诗、散文与散文诗)、对比(喜剧与悲剧)等等I而文类等级(genre hierarchy)则是文类之间“最为活跃的关系”之一。中西文学史上,史诗、悲剧、抒情诗、小说等文类都曾屹立过文类等级的顶峰,而每当某一种或几种文类身处等级之巅,相应的就有其他一些文类被抛掷于等级之麓,伺机为自身的身份认同而努力。此文拟先就中西文论史上文类等级构成异同作一点比较研究,就正于方家。
  中西文类等级构成的相同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文类等级构成紧密围绕文学作品置身的众多维面。这些维面总体上来说,包括作者、世界、读者、作品,具体而观,包括创作的难易、人物社会地位的高低、表现广度的宽窄、接受者的审美感受、批评家的理论倾向、作品的社会功能以及作品的结构布局、篇幅大小、艺术风格等等。例如古希腊罗马的文类传统中,对于悲剧崇尚有加,而对喜剧、抒情诗等则不屑一顾:柏拉图从“理念说”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指出:因为抒情诗的审美功能是“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的成分”,故而,与“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地位不同,抒情诗人不得进入“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则说:“悲剧的演变以及那些改革者,我们是知道的,但喜剧当初不受重视,没有人注意”。原因即在于前者表现对象的社会阶层高于后者,即“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我国晋代挚虞也是从五言诗使用对象的地位之低——“于俳谐倡乐多用之”,从而得出四言高于五言的结论:“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清代姚鼐则从风格立论,认为阳刚类型的作品高于阴柔风格类型的作品:“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朱禄建从文类的本质特征出发,认为戏曲当是一门表演性艺术,所以案头阅读之曲不如舞台观赏之曲:“原夫今人之词曲有
  :有案头,有场上。案头多误曲,博矜绮丽,而于节奏之高下不尽叶也,斗笱之缓急未必调也,脚色之劳逸弗之顾也。若场上则异是,雅俗兼收,浓淡相配,音韵协畅,非深于剧者不能也”。而其中又明显透露出案头之作与场上之作的创作难易程度。关乎此,莫里哀也基于创作难度认为喜剧的文类等级要高于悲剧:“因为说到最后,发一通高贵感情,写诗斥责恶运,抱怨宿命,咒骂过往神祗,比起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的滑稽言行,在戏台子上轻松愉快地搬演每一个人的缺点,我觉得要容易得多了。…一在正经戏里面,想避免指摘,只要话写的美,合情合理就行-但是临到滑稽戏,这就不够了,还得诙谐,希望正人君子发笑,事情并不简单啊。”
  其他诸如瓜里尼、博马合等人从戏剧反映世界的真实性以及观众接受反应出发,认为悲喜混杂剧、严肃戏剧这些新兴文类要远胜于纯粹的悲剧、喜剧。李贽、“公安三袁”、金圣叹等人反对封建统治者对文学施加过多的教化功能,前无古人地把戏曲、小说推举上文类等级之巅,认为它们才是真性实情的流露,是真文学;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穆勒也从情感表现出发,认为昔日“史诗和悲剧脆弱的小妹”——抒情诗“比之其它类的诗更富有诗意,更具有诗歌独特的气质”。美国诗人爱伦·坡则从诗篇给人“刺激的程度”出发,提出因为篇幅长的诗篇,刺激难以持久,所以“诗篇的长短就是衡量诗的价值的尺度”,短诗高于长诗。诸如此类,限于篇幅,不一一而足。
  第二、文类等级构成融贯“正一反—合”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这一运思主导的文类等级模式认为,属于“正”或“反”命题范畴的文类都因偏于一端而存有片面之处,只有合“正”与“反”两方面者方是最高等级的文类。例如,黑格尔、施莱格尔兄弟、雨果、别林斯基等人都曾把辩证法原理演绎扩展到文类等级区分上,认为抒情诗是主观性的,史诗(叙事诗)是客观性的,而戏剧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所以戏剧是文类之冠冕。这种思维在中国也有比较广泛的体现。例如针对“汤沈之争”引发的场上曲与案头曲的优劣等级区分,一个偏于律协,一个偏于辞意,互有短长,为此提出“双美”(吕天成)、“兼美”(虞集)、“辞、调两到”(张琦)、“词律兼优”(欧阳玄)诸说,一致认为既合场上又宜案头方为最高境界。吕天成就说:“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镬,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台之双美者乎?”王骥德也说,戏曲“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他还从戏曲语言角度提出本色类作品和文词类作品,一有过俗之弊,一有过雅之病,雅俗共赏才是最佳作品类型:“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管同则从风格出发,提出文章“偏焉而人于阳,与偏焉而人于阴,皆不可为文章之至境。”认为“文章之至境”在于刚柔相济之美。拜一也认为小说“冷”、“热”的两种风格类型,“二者各有所长,然亦各有所短。”理想型小说必须“热而济之以冷,冷而益之以热,不偏于热,不偏于冷,二者互相连续,而使人读之,不失之烈,不失之柔,而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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