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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帖学”史形态的反思与“新帖学”概念的提出


□ 陈振濂

内容提要 “帖学”在遵奉二王与魏晋风度的同时,却因为图像印刷技术落后而不得不采取刻帖与墨拓方式,其实已经在本质上异化了“帖”本身。它的结果是后人在看二王法帖时,对线条取墨拓式的平面化处理意识与理解角度。这给我们今天重新创造“新帖学”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换言之,我们可以凭借当代印刷术极为发达的有利物质条件,对曾被长期误读的“旧帖学”进行改造,并且以把握、理解古典法书线条为契机,重新构筑起一个“新帖学”的当代书法创作新标杆,并以此来展现当代学者与创作家们所具有的深度思考与历史逻辑的理性力量。
关键词 帖学史 误读 刻帖 新帖学

“帖学”是一个宋元以后的概念。它的直接源头,并不是后来被奉为鼻祖的王羲之,而是起源于宋初刻《淳化阁帖》与王著这一代人。我们一直以为相对于“碑学”的刻拓而设立的“帖学”,是指以墨迹形态为代表的文人书迹。但其实,“碑学”有赖于金石的刻拓,“帖学”同样有赖于木石的刻拓。碑学依托的是工匠的刻拓行为,帖学依托的也未必不是工匠刻拓,区别无非是非文人的篆隶楷书与文人的行草书之间的不同而已。
上古时代并无印刷,故金石刻拓其实起到了传播的重大作用。目下可考的如传为蔡邕所书《熹平石经》与魏《正始三体石经》,其实都是为了文化传播的目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为歌功颂德而树碑立传。中古时代已有印刷的最初形态。如五代到唐已有雕版印刷,而宋代又有毕昇的活字印刷,以文字、文献为文化形态的传播,已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图像(形象)的复制与传播,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瓶颈。依靠金石、木版刊刻拓制而使图像得以化身千万,满足社会传播与接受的需要,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惟一能选择的途径。它与在绘画上盛行木版插图(图像与肖像)直到明清还有像《芥子园画传》之类的木版画谱盛行于世的情况,应该是出于同一理由。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清末域外传入的照相制版技术的替代,金石木刻与拓制,可能还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帖学”的立足点是刻拓而不是墨迹,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立论依据。尽管它的承接脉胳,是以二王为标准的魏晋风韵而不是秦汉的丰碑巨额。



以刻拓为物质基点的“帖学”,从一开始即显示出它的历史规定性与基本指向。特别是在与“墨迹”为帖的习惯认识对比下,更是见出其历史独特感来。
“墨迹为帖”的习惯认识,是基于毛笔在宣纸(或麻纸、茧纸、竹纸、楮皮纸……)上划墨线而必然显露出浓淡干湿、以及更进一步的轻重疾缓的动作过程痕迹而产生的。与金石碑刻的先镌刻后拓墨相比,碑刻拓本在墨线处反映出的,却是“空白”的线形。空白的线形当然无法反映出浓淡干湿与轻重疾缓,因此才有北碑派的崇尚大气磅礴而南帖派的追求笔情墨韵的大概分类或曰先期设定的审美取向——其实它本不是哪个先知先觉的先期设定,而是由具体的物质条件先期“给定”,而后才由一代代书法家们归纳总结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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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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