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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帖学”史形态的反思与“新帖学”概念的提出


□ 陈振濂

内容提要 “帖学”在遵奉二王与魏晋风度的同时,却因为图像印刷技术落后而不得不采取刻帖与墨拓方式,其实已经在本质上异化了“帖”本身。它的结果是后人在看二王法帖时,对线条取墨拓式的平面化处理意识与理解角度。这给我们今天重新创造“新帖学”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换言之,我们可以凭借当代印刷术极为发达的有利物质条件,对曾被长期误读的“旧帖学”进行改造,并且以把握、理解古典法书线条为契机,重新构筑起一个“新帖学”的当代书法创作新标杆,并以此来展现当代学者与创作家们所具有的深度思考与历史逻辑的理性力量。
关键词 帖学史 误读 刻帖 新帖学

“帖学”是一个宋元以后的概念。它的直接源头,并不是后来被奉为鼻祖的王羲之,而是起源于宋初刻《淳化阁帖》与王著这一代人。我们一直以为相对于“碑学”的刻拓而设立的“帖学”,是指以墨迹形态为代表的文人书迹。但其实,“碑学”有赖于金石的刻拓,“帖学”同样有赖于木石的刻拓。碑学依托的是工匠的刻拓行为,帖学依托的也未必不是工匠刻拓,区别无非是非文人的篆隶楷书与文人的行草书之间的不同而已。
上古时代并无印刷,故金石刻拓其实起到了传播的重大作用。目下可考的如传为蔡邕所书《熹平石经》与魏《正始三体石经》,其实都是为了文化传播的目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为歌功颂德而树碑立传。中古时代已有印刷的最初形态。如五代到唐已有雕版印刷,而宋代又有毕昇的活字印刷,以文字、文献为文化形态的传播,已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图像(形象)的复制与传播,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瓶颈。依靠金石、木版刊刻拓制而使图像得以化身千万,满足社会传播与接受的需要,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惟一能选择的途径。它与在绘画上盛行木版插图(图像与肖像)直到明清还有像《芥子园画传》之类的木版画谱盛行于世的情况,应该是出于同一理由。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清末域外传入的照相制版技术的替代,金石木刻与拓制,可能还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帖学”的立足点是刻拓而不是墨迹,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一个极为重要的立论依据。尽管它的承接脉胳,是以二王为标准的魏晋风韵而不是秦汉的丰碑巨额。



以刻拓为物质基点的“帖学”,从一开始即显示出它的历史规定性与基本指向。特别是在与“墨迹”为帖的习惯认识对比下,更是见出其历史独特感来。
“墨迹为帖”的习惯认识,是基于毛笔在宣纸(或麻纸、茧纸、竹纸、楮皮纸……)上划墨线而必然显露出浓淡干湿、以及更进一步的轻重疾缓的动作过程痕迹而产生的。与金石碑刻的先镌刻后拓墨相比,碑刻拓本在墨线处反映出的,却是“空白”的线形。空白的线形当然无法反映出浓淡干湿与轻重疾缓,因此才有北碑派的崇尚大气磅礴而南帖派的追求笔情墨韵的大概分类或曰先期设定的审美取向——其实它本不是哪个先知先觉的先期设定,而是由具体的物质条件先期“给定”,而后才由一代代书法家们归纳总结而成的。
早期在魏晋时代的二王墨迹,本应该是有浓淡干湿、轻重缓急的墨线变化的类型。即使是大王传世墨迹已近于无,但退一步说,只要有初唐的硬黄响搨勾摹本,从冯承素摹《兰亭序》直到武周时代的《万岁通天帖》所载的大王书翰如《姨母帖》、《初月帖》以及《行穰帖》、《快雪时晴帖》、《孔侍中帖》、《丧乱帖》、《平安帖》、《寒切帖》,虽然是双钩廓填,已经不会再有轻重缓急,但大致的浓淡干湿,却是有可能被刻意保留下来的。这即是说,“墨迹为帖”的墨线变化,总还是被保留下来些许;虽然因为是双钩填墨,已经走向很大程度的平面化了,但终究还是“墨迹”的形质。至于从王献之《鸭头丸帖》到王珣《伯远帖》,历智永到欧阳询《梦奠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褚遂良临《兰亭序》以下,孙过庭、张旭、颜真卿、唐玄宗、高闲、杜牧……因为是亲笔所书“墨迹”,自然是在表现笔划的轻重缓急、浓淡干湿方面有着淋漓尽致的效果,从而构成了“帖”、“墨迹”的基本美学趣旨。
有轻重缓急、浓淡干湿的墨线,就有了时间意义上的运行轨迹,就有了起始与终止,当然也就有了速度与力度的概念。相对于“空间凝固造型”的“时间流动过程”的美学概念,就是从此处被提取出来并形成书法在形式美学方面两大范畴的。或许可以更肯定地说:基于墨线的被镌刻(挖空)而形成的金石碑刻的“北碑派”,在美学上是更指向“空间凝固造型”的;那么反过来,基于墨线的被书写从而反映出浓淡干湿、轻重缓急效果的“墨迹书帖”的“南帖派”,在美学上倒应该是更指向“时间流动过程”的。这是一个较为明了易懂的对比。
但当我们把这样一组对比关系置于一个“帖学”的循环系统中,却会发现它的尴尬与困惑。如上所言:“帖学”并不根植于原始的“墨迹”之中——倘若只是寄期望于寥寥几种墨迹,那几乎不会有多少人有条件介入,更遑论是构成一个横贯上千年流传有绪的“学”(即系统)了。“帖学”之根植于“刻帖”,本来也是一种缺乏图像传播技术手段的无奈之举,“帖”而能刻,当然就有了化身千万的可能性。于是投入者众,才会产生一个“帖学”系统。但“帖”而能刻,却又把“帖”作为“墨迹”的物质条件作了一种致命的变革,以镌刻而不是书写的行为特征,规定了“帖学”的线条除了在外形上接近于墨迹,而在内质上却毋宁说是更接近于碑刻——“空白”的线形,沿线条左右两个边缘刻出的边界而空出中心,这样的做法不正是碑刻的做法吗?那么,学帖者在直接摄取线条美感时,是产生一种墨迹意识还是碑刻意识?显然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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