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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之我见


□ 林 楠

  今天,当我们重新冷静地审视80年代文学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许多当年名满天下的作品当时却并非被当作“文学作品”看待。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针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产生了一番争论。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等人。陈晓明高唱“今天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肖鹰则说“当代文学是从脚下往下看的高度”,德国汉学家顾彬甚至干脆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陈先生的话是对王蒙先生“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这句话的继承与发扬。王先生曾经解释说自己的这句话是说作家的生存与写作环境都处于历史最佳状态。的确,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间,文学创作长期处于政治的禁锢之下,作家动辄得咎。当年,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既让王蒙先生名声大噪,随后又让他成为“右派作家”,被“发配”到新疆。而现在,作家大可不必为此担心。所以,他老人家说这句话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那么目前中国文学的其他方面是否处在“最好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人说不是。而且,他们多半会拿80年代来作为反证。当初,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公布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获奖篇目前夕,几乎全国人民都会放下手中的事,急切地等待着公布最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作者因此一举成名,诸如贾平凹、冯骥才等。所以那时是目前公认的文学的“黄金时代”。
  但是,当今天我们重新冷静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许多当年名满天下的作品当时却并非被当作“文学作品”看待。就以“伤痕文学”的开篇力作——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例。在这篇作品里,作者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使他们摆脱“文革”的束缚。这篇作品写出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声,所以刘心武一下子家喻户晓,不久就加入了中国作协。可是,当我们今天重新品读它时,肯定会发现这篇作品除了揭示了当时的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之外,艺术性等其他方面则要逊色很多。就是这样一个有些畸形的作品,当年却颇受好评。人们更多地关注它的思想性,而忽略其艺术性。
  也许还会有人说,现在的文学作品缺乏思想性。这个问题该怎么理解?80年代的文学作品真的都有思想性吗?那些努力地书写“文革”时期人们丑恶面目的作品有思想性吗?的确,文学作品应该把生活中的丑恶揭示出来。可是,文学作品除了“揭丑”是不是还应该再做点什么?这样的作品谁会看?而好的作品是值得别人反复阅读的。那么好作品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应该充满人文关怀。具体说就是使读者在看到生活中的丑恶的时候,依然能够看到希望,从而鼓起勇气,树立信心,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是文学作品责无旁贷的义务。当下的许多作品都在向这个方面作着不懈的努力。
  也许还会有人说,现在的文学作品是参差不齐、泥沙俱下。不错,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许多作品能被称为文学作品吗?《杜拉拉升职记》是非常畅销的一部书,还被改编成了电影。那么它是文学作品吗?恐怕未必。准确来说,它只能算作一部畅销书。文学作品未必不能畅销,但畅销书多半不是文学作品。邓友梅先生曾经说过,在外国,书籍被分成两类:畅销书与严肃文学。大家请注意:“文学”的定语是“严肃”。只有保持着“严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才是“文学”,而那些娱乐大众的书就一定要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这样说来,许多劣质的作品并非文学作品,那又何谈文学作品“品质不一”呢?
  在这里,我想请问顾彬先生:既然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你为何不改行去研究别的,还赖在汉学界干什么?更何况,你真能读懂中国文学吗?你真的做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吗?肖鹰们,请你们不要因为有一些外国人表现出对研究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就把他们奉若神灵。这既是贬低这些汉学家,也是在贬低你们自己。
  当然,我不是说外国人不可以对我们的文学提出批评。如果真的有一些外国朋友怀着真诚的目的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地想要了解、研究中国的文学,我们双手赞成。如果他们提出的批评确有可取之处,我们一定会加以改正。但如果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用西方的思维模式与评价标准,在这里指手画脚,想当然地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故作惊人之语,那么我们大可置之不理。
  我衷心期望中国的广大写作者能够树立信心,鼓足干劲,奏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华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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