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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层现实与乡土记忆之间(评论)


□ 吴景明李忠阳

文 吴景明李忠阳

  凤鸣的小说创作多以中、短篇为主,以东北这一“人文——地理”空间为依托,以深沉、悲悯而不乏反讽意味的目光关注着社会底层的浮生百态、人事沧桑。北方广漠的乡土世界或沉默的都市边缘,是其小说人物的生存空间,其间演绎人世哀乐与命运起伏。他以质朴、平实、不避俚俗的笔触勾画出底层生存者个体生命的卑琐与诗性、冷漠与温存、辛劳与隐忍、苦难与爱欲、绝望与渴念、堕落与挣扎,延展不绝……展现了社会转型期生存的艰难与荒诞、欲望的涌动与绝望、人性的裂变与持守。

  其小说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关怀自不待言,直斥社会现实的力量更“力透纸背”,充沛感人。在对乡土文化“劣根性”及都市文明病的双重批判中,在对农民进城遭际、城乡差别、户籍制度的深切关注中,读者可依稀辨识出鲁迅、老舍和路遥的目光、影子与脉息。作者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之内,以底层生活体验与东北乡土书写为轴心展开叙事与想象,尽力将两者相融合,形成摇曳多姿的艺术风格。

  关照视点:直面现实的底层关怀

  凤鸣小说始终直面现实,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其小说中的人物在乡土与城市之间流徙,于记忆与现实之间徘徊。离开乡土的农民自觉或被迫地涌入城市之后,便以“都市边缘人”的身份被裹挟进了令人猝不及防的命运漩涡之中。面对严峻而复杂的社会现实,承负着都市对他们肉体与精神的超负荷榨取。在“神话与陷阱”并生的都市中,作为“城市外来者”的农民渴望融入其中,却屡遭排拒;争取生存却难以为继,追求爱欲却横遭剥夺……凤鸣对这些进城农民的命运轨迹、肉身存在及精神状态的关注与书写,涵盖了从生存境遇到精神追求,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这一特定“群体”的思想与情感,体现了直面现实的底层关怀,是完全可以纳入“底层写作”范畴来进行探讨的。

  中篇小说《小孙》为读者勾勒了农民工小孙曲折、乖蹇的命运轨迹,并于接踵而来的厄运中,向我们凸显小孙夫妇人性的素朴、精神的亮色以及相濡以沫的深情。小孙的遭际,不能不令我们想起老舍笔下的祥子与余华《活着》中的福贵,苦难层出不穷,厄运络绎不绝,“倒霉事好像是以机械式的节奏重复出现一样”,“成为一种受苦的奇观”。①

  小说开篇写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小孙被钎子刺伤左眼,被工友送至医院,而厄运的帷幕却刚刚开启。进城不久而又经济拮据的小孙,自然无力负担昂贵的医药费,只得寄希望于工伤赔偿。但包工头却拒不支付赔偿费用,多次讨要不成的小孙便拾起法律的武器。可打官司同样需要钱,这更加剧了小孙的烦忧。此时,小孙妻子乳房长的恶性肿瘤,无疑使一家人雪上加霜。小孙明白“要账需要钱,打官司需要钱,看病需要钱。钱是个结,解开这个结,剩下的才顺理成章。钱是个纲,纲举目张。”②他唯一的希望便系于打赢官司上,得到的赔偿,既能让小孙治眼睛,又能给妻子看病。但令小孙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勾连与利益关系的缠结,他虽打赢了官司,却难以执行。面对权力与资本组成的新“神圣同盟”,作为城市“他者”的小孙自然难以捍卫自己的公平与正义。近年来,为了权益,农民工以死相争、开胸验肺等惨景悲情在媒体的报道中屡见不鲜。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家巴丢这样判断当今的现实:“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贴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众多而丰富的19世纪现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③如果说卫慧、绵绵等人的“私人化写作”是露骨的城市情欲书写,是历史终结之后个人的精神状态④,那么凤鸣的《小孙》则是露骨的城市问题暴露,是历史重演之时底层的血泪证词。

  小说结尾,小孙用种粮钱和四处筹借的钱给妻子治病,而此时距他眼睛受伤已经两年了。经化疗、手术的妻子与小孙在家过年的欢乐时光,实在是难得的一点快乐与幸福。而作者似乎要把人物推向困境的极致,不仅让小孙妻子的病于第二年复发,更让她不慎点燃柴垛而酿成火灾。苦难再次袭掠小孙一家,使其心灵不断陷入焦虑与绝望的泥淖。然而在极端的困厄之中,小孙并没有如祥子一样性格扭曲、灵魂堕落,反而生出一份对苦涩命运的坦然,这不仅表现了小孙对抗争无力的接受与认同,更表达了作者对底层民众努力抗争而归于失败的无奈与感伤。

  除生计的劳役与苦重外,伤残与病痛似乎也是风鸣小说底层人物所共有的命运。身体的伤与痛,与其说是底层人物的偶然与不幸,不如说是关于农民进城命运的必然性与总体性隐喻。它是经济改革与城市化进程中底层伤痛的表征,更是遭遇现代性时乡土创伤的延展,构成了对都市繁华表象与经济神话的巨大反讽与“惘惘的威胁”(张爱玲《传奇·序》)。凤鸣小说中的伤残与病痛不仅是人物行迹转折的开始,更是情节矛盾发展的开端。小说《幸福中介》的开篇与《小孙》十分相似,故事脉络的展开也以主人公本根的伤痛为肇始。本根的工作是“扛猪肉袢子”,即把屠宰场的猪肉扛到车上,再运送到城里的幸福街市场,完全是纯粹的力气活。可在一次工作中,本根因不慎扭伤了腰,而这对于一个靠力气吃饭的猪肉搬运工而言,无疑是重大的转折与变故。本根媳妇原本就没有工作,而他这根家庭经济支柱的倒塌,致使生活难以为继。家住幸福街胡同棚户屋的本根,其周围住户都是底层生存者、城市边缘者,其中当然不乏许多暗娼。困窘的本根受到启发,产生了以当皮条客谋生的想法。为了生存,本根干起了“幸福中介”,即把嫖客引介至幸福街胡同的娼妓居所,并从小姐那里收取提成费。“很快,本根在周围有了些小名。从事幸福的和寻找幸福的,不少都找到他。他也竭诚为众人的幸福服务。”⑤此处,作者对“幸福”的辛辣反讽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居住在幸福胡同的人均是底层人,没有体面的生活与稳定的工作,其居住的棚户区又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在衣食无着,未来莫测的情况下从事所谓的“幸福”,实则是以出卖肉体为生,虽然看上去不及《骆驼祥子》中小福子那般悲惨,却也离幸福相差甚远,这实际上宣告了“幸福”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所谓“寻找幸福”,则意味着身体的放纵,一种为膨胀欲望所扭曲、异化的幸福。而作为“幸福中介”,在幸福胡同里鬼魂一般四处游荡的本根,所连接的正是“幸福之不可能”与“幸福之扭曲”。小说揭示了繁华都市遮蔽下的底层生存图景,使读者在作者反讽的笑声中感受到阵阵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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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12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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