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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记忆:新时期的“伤痕”油画


□ 李士进

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美术就此步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在新时期里,“伤痕美术”作为一种思潮出现在日渐复苏的中国画坛,这股强劲的思潮在1978年初显端倪,并一直蔓延到80年代,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崭新天地。
“伤痕美术”是在“伤痕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1978年,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创作的短篇小说《伤痕》,由此,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悲剧性的命运开始成为文艺作品关注的焦点。从“伤痕美术”来看,虽然连环画《枫》造成了轰动的效应,但连环画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在美术领域还只是一个小门类,它一方面要受到文学原作无法避免的牵制,另一方面也不可能产生油画那样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因此在当时作为“伤痕美术”的真正代表作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高小华的油画《为什么》。这幅作品直接表现了“文革”中红卫兵武斗的题材,引起人们的关注。画面描绘的是几个红卫兵于武斗停火间隙坐在街头歇息的场面,他们有的胳臂挂彩躺在地上,有的头扎绷带怀抱步枪,有的耷拉着脑袋在沉思,总体都显露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整幅画造型娴熟,色彩沉着,构图完整,反映出画家非同一般的表现能力。但真正引起反响的还是这幅作品在题材上的选择。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红卫兵武斗情节的再现,但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讲,则触及到了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和评判这一敏感的话题。尽管当时的政治环境已有所松动,但官方的政策还不允许过度地渲染“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更不允许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功过问题。作者高小华是属于“文革”的一代,他不但亲身体验过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与无知,而且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痛苦和磨难,与老一辈艺术家相比,他既没有受过革命现实主义的洗礼,也没有“文革”其间遭受迫害的恐惧,因而具有了上一辈人所缺少的批判精神,他实际上是用自己的经历对“文革”提出质疑并做出了回答。这时,一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形成,这个运动在中国绵延了十年之久,像《枫》和《为什么》一类的作品其实就是这一运动在美术界的反映。
当然,《为什么》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因为它只是以一张黑白图片的形式刊登在《美术》杂志的一个角落,人们很难直接感受作品的画面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样以武斗为题材,但影响远远超过《为什么》的是程丛林创作的油画《1968年×月×日雪》。这是一幅气势恢弘的全景式构图的作品,再现了“文革”中两派红卫兵组织武斗后相互敌对的场面。画面上胜利的一方正在押解战败一方的人员,俨然一付我们所见惯了的战争之后的情形。但不同的是,胜利的一方虽神气威武,而战败的一方似乎也并没有任何委琐的表现,如处于画面中心位置上的那个女红卫兵,虽然头发被剪,衣衫破碎,步履艰难,但脸上丝毫没有服输的表情,而是以逼人的目光怒视着对方,令人震撼,也令人心酸。这幅画在场面的处理、色彩所营造的气氛和戏剧性冲突的安排上都会使人联想起19世纪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著名画家苏里柯夫的作品《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由此看来对当时的青年画家影响最深的还是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画风,但令人鼓舞的是他们不仅吸收了巡回画派的写实手法,而且还接受了这一画派的精髓:那种勇于直面人生现实的勇气和批判精神。程丛林的这幅油画可以说代表了“伤痕美术”中同类题材创作的一个高峰,甚至可以说也为这种现实主义的风格画上了一个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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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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