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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散文比较论


□ 范培松 张 颖

  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钱钟书创作涉及小说、翻译、评论,杨绛也是翻译、小说、戏剧样样精通的多面手。钱钟书最为人称道的散文集子《写在人生边上》出版于1941年,不过数十篇,然而流传至今,已被视作20世纪学者散文的典范之一。钱的散文与梁实秋、王了一的散文一起,构成了20世纪40年代战时中国文坛的一道奇观,他们笔下津津乐道的似乎与抗日并无多大关联,与当时的文学主潮也相去甚远,艺术上却成就最高,影响也最深远。此后中国的散文创作长期陷入作家的“文化自我”集体缺席的境况,个体话语集体哑然。因此,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散文实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自我精神的最后一次狂欢,是现代散文的终结。杨绛的《干校六记》则写于1980年,《干校六记》出现在长期动荡之后的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表面上,它的内容亦是当时主流的年代追忆,但写法和心态均有别于那种缩手缩脚的“后工农兵”代言人的作品,带给读者一种朴实清新而韵味深长的阅读观感。《干校六记》以其独特的散文表达,开启了新时期散文文类觉醒的先河,是中国当代散文史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开端。杨绛的《干校六记》与她之后的《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们三》等散文共同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中的一个大题目,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钱、杨二人在中国散文史上,一个是终结,一个是开端,地位都不容忽略,对比之下,他们又各有各的精彩。
  
  一
  
  五四文学之中,要数散文的成就最大。无论是徐志摩派的唯美散文还是周作人派的“苦茶体”散文,亦或是林语堂的幽默、鲁迅的犀利、郁达大的坦露,在20世纪20年代都达到了一个比较辉煌的阶段。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多元并存的创作局面面临着一次巨大的冲击。20世纪20年代末,急遽恶化的社会现实使得阶级意识渗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在散文领域,这直接引发了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小品文论争。在这次论争中,一派代表如周作人、林语堂,坚持散文的审美追求,坚持散文要表达自我、个性、自由等人性主题,一派如鲁迅,则提出在国家危难当头、社会黑暗的状况之下,文学首要担负的是社会道义与责任,鲁迅认为,“论语派”小品文的审美趣味是“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是把散文变成“小摆设”,是“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这次论争的情况显然对坚持散文审美性的一方很不利。本来,散文观念的论争是很平常的事,但在那样的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散文多元化的追求显得很是不合时宜。尤其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些闲适派的散文家们的美梦渐渐破灭,闲适散文也渐渐销声匿迹了。这留下了一种后遗症,散文审美的多元化的破灭意味着散文表达中“自我”的长期缺席。
  在这种背景之下,20世纪40年代钱钟书等学者散文的出现似乎是散文史的一次旁支逸出的另类之旅。钱钟书写《写在人生边上》诸篇,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亦正是钱个人的困境期。看杨绛的《我们仨》就知道,那个时期的钱钟书辗转于抗战大后方,为生计问题忙忙碌碌,战时岁月对国人的生存性压迫,知识分子也在劫难逃。钱的散文就是这种情况下断续写成的。今天我们看《写在人生边上》,它无疑是一次自我意识的狂欢行为,对自我精神的张扬是“五四”散文传统的特征,但钱钟书散文里的“自我”又是极为特别的,它不再是卿卿我我的“我”,不再是沉沦苦闷的“我”,也不再是意气风发的“我”,这里的“我”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我”。具体说来,这个“我”看透了人生的一切荒诞,独尝着一种冷寂的孤独,真正树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散文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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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Tags: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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