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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拒不认罪的深层缘由


□ 李鹏军

  摘 要: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已结束六十多年,受害国虽在不同程度的得到了赔偿或补偿,但受害国的心灵创伤却没有得到愈合。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从来没有像样地认过罪,缺乏诚意。伴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发展,出现了美化侵略战争,歪曲历史,轻描淡写侵华历史,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日本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引起中国及曾在二战中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的强烈愤怒和严正抗议,给亚洲国家的日本观蒙上了阴影。日本这种拒不认罪态度在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崇拜的潜在驱动,日本缺乏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武士道毒汁”影响的存在,加上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特殊的扶持政策,日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致使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清算。
  关键词:日本 缘由 军国主义 拒不认罪
  
  近年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疯狂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轻描淡写侵华历史,极力否认战争罪行,特别是包括首相在内的公职人员连年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纵观日本历史,日本从战争中得到的比失去的远远大的多,甜头大于苦头,使得日本失去了认罪感,妄图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笔者认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出现拒不认罪的缘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古沉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崇拜的潜在驱动(对天皇的愚忠和盲从)
  日本民族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的崇拜思想自古代产生,到近代被统治阶级强化而根深蒂固。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自古代伊始,日本人就非常崇拜为他们开天辟地的天照大神,进而崇拜其子孙和化身——天皇。在日本人眼中,天皇是神,是至高无上的,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即指天皇是十全十美的。”这种思想是一种类似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力。日本人将那场以天皇名义发动的战争视为圣战,众多人们的参战动机是“为国捐躯,为天皇效力”。武士道精神“忠”的思想,由封建时代对君主的效忠转化为对天皇的愚忠,“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大君”的愚忠就是明证。这种对天皇的崇拜思想,并没有因为二战的失败而动摇。战前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天皇制没有解体,天皇制体制依然存在,天皇的影响没有发生变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占人口相当数量的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照天皇的意愿所为并没有错误、悔罪可言。因而,日本人视“认罪”为可耻,认为“认罪”就会触动大和民族的“皇脉”动摇了他们的“国体”。因而出现那些煞费“苦心”为“圣战”翻案和为战犯鸣冤叫屈的右翼势力的种种狂言谬论和愚蠢行动,出现篡改历史、拒不认罪的问题。
  
  二、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特殊的政策,致使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清算
  战后盟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和东京审判,但主导权是由美国人掌握,从而使其始终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波茨坦宣言》第四条规定了关于严厉惩罚战犯的决议,但美国没有发动人民彻底地批判军国主义的罪行,留下了祸根。美国对日本改造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日本不在成为美国的威胁,保证日本建立尊重美国、和平而负责的政府。“冷战正在发展,中国已经输给了公产主义,看来日本已经不再是对东亚和平和独立的威胁了,而已成为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这一部分有希望的基地了。”出于冷战的需要,尤其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大力扶持,把战败的日本纳入美国的阵营,将日本变成反共、防苏、防华的“防波堤”、“桥头堡”,“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侵略理论、侵略意识及罪行”。放弃了对二战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的起诉,保留了天皇制。这就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军国主义的复活提供了精神支柱。“天皇既然无罪,日本民族也就不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那么“普通的日本人就更没有必要认罪了,也就更无罪了”这就易“造成集体不负责任,集体推卸责任的局面。而现在推卸战争责任,就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一次不负责任。”日本国内一部分人篡改历史就是一个表现。除此之外,美国有意将起诉范围缩小,并将在押战犯提前释放。据统计,被整肃的21万军国主义军政要员,到1951年,除5700人外,其余的人都先后被释放了。不少战犯又从新返回军界、政界、财界,并担任了要职。如甲级战犯岸信介被关押3年释放后,竟在1957年至1962年连续出任首相,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正是美国的扶持,使“日本不像德国,盟国在那里完成了清除纳粹主义的计划。在中国于1949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在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之前,日本并未完成解除武器的计划。美国的政策也停止了解除武器,因为他们要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并没有脱离过去。”
  美国特殊的政策,使战后赔偿不彻底,日本没有偿付足够的战争赔款,没有尝到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破产的滋味。日本的战争赔偿大体经历了战后初期的拆迁赔偿、对东南亚国家的协商性赔偿、对韩中两国的象征性补偿三个阶段。按照1947年4月,美国公布的“临时赔偿指令”,规定提前拆迁赔偿数的30%。但由于国际形势和美国的政策变化,1949年12月,美国宣布取消1947年颁布的“临时赔偿指令”,中止提前拆迁赔偿计划,从计划开始至1950年5月,拆迁赔偿拆走的机械设备实际价值约1.65亿日元,只占原计划的6.7%。对日本来说,这点设备赔偿丝毫未伤筋骨。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后,美国带头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同时,英、苏、荷、澳等国也在美国的动员下放弃了赔偿。美国对日政策的私利性使日本的赔偿就这样不了了之,日本既没有破产,也没有赔罪,受害国则丧失了一次让日本赔偿认罪的最佳时机。从1953年到1967年,日本以区区22.23亿美元的各种名目的赔偿和贷款,了结了与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偿,既取得了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又达到了只赔款不认罪的目的。对韩、中两国则是象征性的补偿,给韩国提供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2亿美元的贷款和3亿多美元的民间信用贷款;而我国则是放弃了对日的赔偿要求,只是提供了一些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向受害国所支付赔偿金只有60亿美金,而向战死遗族提供的“抚恤金”是向国外支付的各种赔偿的57倍。但对日本而言,这样的赔偿未触及灵魂,而始终没有向这些国家认罪和谢罪。对侵略战争的惩罚既是道义上的,更应是经济上的,“战争赔偿不仅是一个物质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物质的赔偿来反省战争犯罪的不义,从而达到悔改前非的目的 ”发动侵略战争并遭到可耻失败的日本,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其拒不认罪的态度和军国主义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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