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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理论、方法:中法人类学 与社会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纪要


□ 刘宏涛

  2011年4月8日至10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共同举办了“田野、理论、方法:中法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里昂第二大学、盖布朗利博物教学部的11位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教学机构的12位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齐集一堂,《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中央电视台等杂志和媒体的部分编辑、记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Nicolas Idier,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特级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部前主任Maurice Godelier,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分别作了简短的致辞。

  研讨会以Maurice Godelier的演讲“21世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开场。他认为,地方经济正整合于全球经济之中,但多样的地方文化并未放弃自身。人类学和社会科学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他还号召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学者担负起政治的伦理的责任。蔡华做了评议,与会很多学者赞同Godelier的观点。谢立中以“‘中国社会’:给定实在,还是话语建构?”为题就“话语性分歧”与“实在性分歧”相混淆的问题展开论述。他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些分歧,表面看是由于人们对现实状况做出了不同判断,实际上是人们在不同的话语系统约束下对现实做出的不同建构。Laurence Roulleau - Berger和Maurice Godelier等人就谢立中发言中所涉及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普遍性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Francois Laplantine认为,欧美不再是人类学的中心,今日的人类学是共享的、非霸权的人类学。人类学中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承认。人类学不是攫取,而是分享。在他看来,当代人类学必须审查与阶级、文化、性别、代际、肤色和环境等有关的社会关系。对此,评议人罗红光也批评了一些只重视数字而忽视人的研究。蔡华的演讲“再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实体”,指出信仰(对命题为真的信念)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实体。信仰决定行为,决定社会运作机制。评议人Maurice Godelier开始有不同意见,在蔡华、罗红光和Laplantine分别讨论了信仰与行动的因果关系及“信仰”(belief或croyance)一词本身的复杂含义后,Godelier表示赞同。Jean-FranCois Gossiaux讲述了他对俄罗斯边境某自治区政治转型的研究:相比于政治体制主体或运行而言,符号和思想体系上的变化更为明显,而经济总是镶嵌在政治之中。评议人郭于华认为对社会转型之变化逻辑的研究十分必要。Laurence Roulleau-Berger通过对一系列主题研究的比较,发现中法两国学者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特有和共有的空间。这些空间的形成过程,既包括了时而普世时而特殊的社会性学术知识的传承、交流、借鉴和本土化,也包括对它们的排斥、遗忘和再输出。对此,张静表示,在讨论一般性知识时不应以知识的产地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郭于华倡导人类学学者从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民族志的洞察力,并由此提出了四个努力方向。Marc Abeles在评议时指出,在实际工作方式和看待田野方式上发展出民族志的想象力非常必要。

  此后,Marc Abeles介绍了他对欧盟共同体的研究。欧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其中涵括了不同的民族和相异的传统;欧盟也是处于建设中的机构,不断计划着自己的未来。研究欧盟办事机构或一个村落并无本质差别。潘蛟评论说,看似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机构却依然与民族国家纠结。针对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地权问题,朱晓阳以“农民怎么看地权?”为导引,展示了国家法律对土地产权的界定,以及农民自身的土地归属观念。从国家与社会的对照中,或许可以找到对农民地权观的彻底解释。评议人Laurent Berger对如何用彻底解释观解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表现出了浓厚兴趣。通过对两个“信众群体”的“信教行为”的比较研究,刘夏蓓认为,女尼群体几乎是在不理解教义的情况下接受了宗教,而当她们了解了教义后则变得更为坚定。Monique Jeudy- Ballini针对信众群体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提问。罗红光讲述了一种新型的写作模式,即以第一人称进行反思性写作。他运用“常人民族志”方法,探究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理解如何达成。Jean-Claude Galey对该发言给出了评论。

  随后,Jean-Claude Galey就种姓制度与民主制度在印度的相遇展开论述,揭示印度社会中这两种力量相互交织、同时共存的表现及特点。色音陈述了广泛存在的多种萨满活动后,提出研究萨满教时需注意狭义萨满与广义萨满之分、民俗萨满与学术萨满之分。Nathalie Luca通过对“摄理教“的个案研究,提出有关信仰的产生机制问题,并试图说明“信仰”一词可能涵盖的意义。潘蛟分别描述了1949年之前,改革开放以前及之后这几个阶段里,凉山彝族诺苏家支性质和功能的变化,以及它与政府的复杂关系。Monique Jeudy-Ballini的研究指出,在法国,意识形态、科学理论和关注焦点在各个时代的变化决定着艺术品的命运,异域艺术品对其欧洲身份的建构也产生了影响,而收藏家对艺术品的迷恋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他者和自身的表象。王铭铭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人类学属于南方还是东方,也即中国处于什么位置、是否要提出中国的人类学?人类学是否只研究南方或“野蛮社会”?不同的文化如何看待他者?Laurent Berger展示了马达加斯加北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精英阶层,以及各种宗教的信徒如何表达自身的问题,生动描述和解释了在特定时间(结构性时间、短期时间和事件性时间)和不同的互动的地理层级(地方、省市、国家、区域和全球)交汇处发生的社会活动。赵旭东参照脑神经科学的成果,认为顿悟会在特定条件下将几个要素联系起来,并获得特定知识。作为顿悟式思维方式,灵唤起了整个人生、所有事件。Hosham Dawod认为,伊拉克是一个部落与国家试图共存的社会,虽然现代政治不断渗入和围困部落,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刺激并不必然导致部落消失。丁宏指出,中国的回族人诞生、成长于多元文化背景,中国回族族内高度认同,但又高度整合于国家框架内。Laurent Dousset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数字时代如何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操作层面的问题。杨善华从现象学与现象社会学人手,确认了“意义”之含义,并确定在建立“我群关系”之后,研究者对意义的探究才成为可能。借助高质量的同声传译,演讲人、评议人及其他与会学者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和互动。

  闭幕式上,Maurice Godelier和蔡华分别对此次研讨会给予了评价,并共同期待将来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为中法人类学社会学交流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刘宏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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