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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表情


□ 毕飞宇 周文慧

毕飞宇:江苏兴化人,当代作家。代表作品:《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玉秀》、《玉秧》。
周文慧: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周: 从1991年在《花城》发表处女作《孤岛》至今“三玉”系列作品的出炉,你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轨迹。有人(张钧)把你在1998年以前的创作概括为“历史缅怀与城市感伤”,也有人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历史的、哲学的和世俗的。当然,文学的求新求变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心态。1998年以后,《青衣》、“三玉”的推出是你的又一个转向,转向冷静客观地对现实透视和对社会批判。我把它概括为一种乡村记忆。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毕:乡村记忆是表面的东西。1999年底写完《青衣》,之后的一年是酝酿期,而后出现了《玉米》。从某种意义上说,《玉秀》、《玉秧》就是从《玉米》的根上长出的枝杈。当时,我考虑最多的落到了专制。权力不同于专制。权力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它是中性的,在任何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下都有权力,包括科技也有权力。专制是权力最恶的方式。专制是创作内心产生的根本动力。
我的转变推动力首先是人物小说作为叙事文体,人物是中心。苏俄文学后,尤其毛泽东“延座”讲话后,中国小说人物的典型性、典型化问题进入了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两种形态:一种是不要命地把人推向神,一种是不要命地把人推向鬼。尤其是十七年之后,中国的小说人物成为传声筒。其次是先锋文学。通过先锋文学作家们的天才的努力,中国文学从伤痕文学真正回到了文学的领域。面对人物,真正把人当人看了。先锋小说把叙事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叙事当作一种技法。但到了后期,它矫枉过正,强调了叙事,消解了故事与人物,这在当时很有意义。1988年、1989年,先锋后的作家认为小说是叙事,跟着先锋作家走的作家回避人物和故事。
当今的小说缺什么?人物没了。1995年,当时我认为我的小说写人物的能力不够。从那时起,我主要写短篇。《青衣》以后我有底气了。我对围绕人物的中篇很有把握了。
周:你笔下的女性形象鲜明突出。你是当代文坛男性作家中把女性写得活灵活现的少数几个之一。有人甚至称你的作品为“女性文学”。
毕:我不同意。“女性文学”与“非女性文学”的根本区别是是否以女性为立场与出发点的。我的小说没有这种立场。我关注的是人。首先是人,能自立。第二步,既然是人,一定有性别。如果是男性,我要确定他男性的行为与内心;如果是女性,我要确定她女性的行为与内心。这一点才是主要的。
周:创作的题材由城市转入农村,心中是否有一种乡土情结?在当代文坛,把目光转向土地,展现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并不多。你能谈谈原因吗?
毕:我不是一个乡土情结很重的人。对我讲,乡土只是叙事的出发点,创作的背景。我更渴望透过它涵盖整个中国大地,包括城市与小镇。比如《玉米》,玉米是1971年的女性,属于乡村与城市。从人们的习惯讲,乡村是民间大地。我对乡村没有一往情深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乡村的情感只占一半,另一半是警惕。所谓的大多数沉默的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令人恐怖,比如人性的恶。我们应模糊人性的恶。在许多作品中,当高科技、工业、电子倾入生活时,许多人把乡村当作自己的乌托邦。仿佛一回到乡村,回到小国寡民,一回到农业文明,所有现代的负面影响就会解决。这其实是很幼稚的。在中国的乡村中,中国的农民是不可信赖的。面对农民一上来就不要命地抒情,这对中国的文学也是有害的。以往的作品中写农民,写他们的憨厚、勤劳、朴实、善良,已经类型化了。我的努力得益于我对鲁迅的解读。鲁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深刻,这也是他的小说深刻并高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的原因。面对乡村,面对乡村人物要完整地看待他们。我们看他的白天,看他的黑夜;看他的左手,看他的右手;看他眼里的浮在表面的木讷,也看他眼里沉在底下的狡诈。
周:在姜广平对你的一次访谈中,你提到了男人复杂,男人手里有权。但你在“三玉”中渲染了权力的色彩,三位女性都围绕着权力这根指挥棒转。女性又成为了男性权力的牺牲品。我认为这中间存在一种悖论。
毕:是这样的。许多问题是有悖论的。矛盾发现了,又走不出来。
构成中国人内心的软件中,权力的影响太大了。主要是文化的影响。从“学而优则仕”开始,传统的文化,非政治体制的东西也影响人对权力的思考与追求。比如,一提到腐败,人们就讲到了权力。权力、权力的运作、权力的恐怖性,专制、专制的运作、专制的恐怖性必须从民间的角度去解答。尽管民间是被动的一方,但被动的一方是土壤,官方的腐败是在它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毒蘑菇,但在它的土壤上长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归结为一个起义的原因。“三玉”表达的也就是这个。“三玉”对权力的追求是自身的,内心有这个基因。我们不能完全把她们当作受害者。我对玉米的同情是极其有限的。在《玉秧》中,玉米是一个女流氓了。这个过程太重要了。1981年的玉米基本上是女流氓,特别能喝酒,打牌赌钱。我没有过分地渲染她,权力在身上释放得越来越完整。回头设想如果彭国梁退伍了,回到老家了,玉米嫁给了他,也就是玉米作为少女悲剧没有发生。她成了干部娘子,到处耀武扬威。她依旧是《玉秀》中的形象:施展淫威,这是不可更改的。在与彭国梁的恋爱没终结时,她给彭国梁写的信时说,“你要听领导的话,要要求进步。”无论是彭国梁还是郭家兴,谁都无所谓。玉米本身就是这样。她不可能像母亲一样是权力的牺牲品,这一点相当重要。我在《小说选刊》中也谈到“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于下层、平民、大多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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