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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民族博物馆”新纪元:台湾 两座泰雅族博物馆的创置经验分析


□ 马腾擞

  

  马腾嶽

  博物馆曾被称为人类学的“机构性家园”,显示出博物馆与人类学之间的密切关联。19世纪中期“民族志博物馆”在西方殖民国家中广泛设立,成为展示其统治与权威的象征。在后殖民时代,这种将土著文化视为研究与展示客体的民族志博物馆仍然普遍存在,但以民族主体性为展示目的的“民族博物馆”也开始出现,型构了新样态的博物馆运动。本文以台湾地区两座泰雅族博物馆为例,分析了民族志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在设立、经营管理、展示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揭示了权力关系在博物馆定位与特色中的作用,展示了由民族博物馆所代表的博物馆发展新趋势。

  关键词:民族博物馆民族志博物馆泰雅族权力关系

  作者马腾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民族研究院特聘教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一、问题的提出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典藏基地与展示空间,也是人类文明的建构产物。博物馆展示人类文明历史,其自身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博物馆是支持早期人类学发展的重要基地,在现代人类学学科体系建立之前曾被称为人类学的“机构性家园”(“institutional homeland”ofanthropology),1840 -1890年这段时间甚至被视为人类学史上的“博物馆年代”(museumperiod);二战后,随着世界各地去殖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主义背景下设立的人类学博物馆,其创立目的与功能出现了明显改变。

  博物馆具有研究典藏、保存维护、展示教育等多重目的与功能。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年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于维也纳召开并通过新的会章(ICOM Statutes2007),将博物馆界定为:“博物馆是一个服务社会与其发展之非营利与常设机构。基于教育、研究与娱乐之目的,而向公众开放,依此获得、保存、研究、沟通与展示人类物质与非物质性遗产(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与环境。”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之下,很难继续将博物馆单纯视为一个中立的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博物馆不仅如福根(Sophie Forgan)所说是一个复杂的场所(complex sites),处于科学工作与公共展示的交会点;事实上,博物馆也是一个权力场域,各种权力关系在此对话、协商与竞争。剑桥大学资深博物馆员与人类学者荷勒( AnitaHerle)指出,对于博物馆民族志研究而言,晚近最大的改变是对博物馆再现过程中政治议题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文化群体挑战博物馆拥有标本文物所有权与诠释权的传统观点,而所谓的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则主要关注博物馆展示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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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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