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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野下的米兰.昆德拉


□ 刘继明

前一阵子,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类媒体谈论米兰·昆德拉俨然成了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有人言辞凿凿地撰文说,这股悄然兴起的“昆德拉热”已经从文学界、知识界,延伸和扩展到白领阶层乃至“城市小资”等时尚读书消费群体,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品味和身份的标志。但这是否就是新一轮“昆德拉热”业已形成的佐证?抑或仅仅是出版商们的一种广告攻势?不得而知。不过这倒勾起了我心底的一番感慨。毕竟,所谓的第一轮“昆德拉热”,距今一晃都十多年了,让人想起来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1990年代初叶风靡中国大陆的那股“昆德拉热”,显然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境遇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从激进主义政治环境下走出来的中国人,与曾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人,在生存体验和精神遭遇上,都存在许多近似孪生兄弟和胎记式的历史记忆。这也是昆德拉在“后伤痕文学”时代的中国新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广泛青睐的原因所在。而昆德拉穿越意识形态的小说叙事由于其艺术形式上的不拘一格和探索姿态,比如他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大胆借鉴,对博尔赫斯的情有独钟(众所周知,后者是中国先锋派作家们争相效仿倍受推崇的一位“作家中的作家”),在不少新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眼中,显然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与亲和感,对他们来说,昆德拉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叛者”,还是一个艺术上的先锋派。因此如果说昆德拉为当时的中国文学和思想史进程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如同萨特、加缪之于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那样,堪称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化英雄”的话,丝毫也不夸张的。
只可惜好景不长。1990年代的中国文化思潮,像三四月份的天气那样波诡云谲、一夕三变,很快将昆德拉远远地抛到了后面,在文学市场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几乎一夜之间抢滩登陆,他那部行销全世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更是赢得了日益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主体的中国白领和小资们的垂青,并成为了这些新新人类的文学偶像。而在思想界,取而代之的是曾经与昆德拉一起被视为捷克批判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哈维尔以及其他一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如哈耶克等西方学者。90年代的中国是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在全球化的召唤下,迫切与国际接轨的冲动与幻觉,使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一边借重哈耶克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本化寻求理论支持,一边加大了清算和颠覆传统政治话语结构的力度,后一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哈维尔在90年代中后期的闪亮登场。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和清算上,在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执著程度上,哈维尔显然是一个更坚定彻底、更符合自由知识分子理想的“标准”斗士,相形之下,作为“前流亡作家”的昆德拉就黯然失色许多了。
那么,此时的昆德拉在干什么呢?这位早已跻身于西方主流文化,过早地赢得了“大师”头衔的前流亡作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二臣逆子”,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像一个标准的法国中产阶级绅士,仍然在巴黎这座世界文化之都埋头著述,萦绕在他心头的早已不再是他曾经在作品中反复揭示的捷克处境。恰恰相反,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一直在努力学会遗忘,忘掉自己的捷克身份,甚至忘掉自己的母语,将祖国的地理位置悄悄从“东欧”移向“中欧”,以便使他内心深处那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人”的身份诉求变得合法化,为此,他甚至在创作最新两部作品《慢》和《身份》时干脆使用法语,就像后来以法国作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中国“流亡作家”一样,并且获得了预期的成功,被誉为“最精粹的法语散文”。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市场上可能刮起新一轮的“昆德拉热”,我也完全相信。只是这个昆德拉已经不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昆德拉了。千万别再将他跟“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这类深奥的题目联系在一起。明摆着,此次昆德拉的重返中国,完全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在图书市场上的。是购买与被购买、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而不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所以说昆德拉会更多地被中国城市小资和白领们接受与青睐,倒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断。
写到这儿,我恍然意识到,昆德拉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对于这样一个老人,我们还能够指望他走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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