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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黑帮现象
  
  《开放时代》杂志一九九七年五、六月号刊载了贺跃夫的文章,对英文专著《上海青帮政治与有组织犯罪,1919——1937》作了评介。
  此书认为,青帮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遗留物,它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上海,是构成上海“近代”特征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青帮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揭示上海青帮发迹的关键,也是此书的主线。
  上海中外杂处的独特政治结构特别适宜于青帮的生存和繁衍。租界和华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政权体制,即殖民地政权和正在走向近代化的国民党政权。二者均有自己的局限,因此都寻求将城内的其他权力小心地吸纳进来,以扩大自身的政治资源。二十年代末以前,青帮主要与租界当局合作,而在此以后,则逐渐与国民党政权融为一体。
  为了管理和控制日益增多的华人人口,从十九世纪后期起,租界的殖民当局就招纳帮会分子为警察。这些帮会分子一方面协助租界当局统治华人人口,另一方面也在租界官方的默许下,继续从事非法勾当。青帮头子和捕探头目,经常是同一个人。这种“暴力买办”的角色,使青帮在租界的殖民地权力结构中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势力借机迅速扩大。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上海社会动荡不安,法租界求助武装青帮的力量维护租界秩序。青帮首领在法租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取代资产阶级名流而开始跻身于其政治权力的核心。
  一九三二年,杜月笙失去在租界的官方地位,迫使他寻求同南京政府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因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导致党内政争加剧,政治危机严重。为修复因危机对政权合法性的摧毁,恢复统治权威,蒋介石对其政府进行重组,并部分地采取了国家组合主义(statecor-poratism)的意识形态。杜月笙等青帮头目成功地适应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权重组,成为国民党新的组合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一九三四年后,杜成为上海资产阶级名流社团上海市民公会的会长,并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主席,俨然以上海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居,这种身份也使他能在协调国家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发挥政治作用。
  此书的作者认为,城市中国的变革进程是复杂的,它不仅促进了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而且也目睹了一些旧的社会组织以新的形式重构,它们在很多情况下与正在兴旺发达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互动,并影响到新出现的城市“近代”社会类型。他进一步指出,上海青帮与意大利黑手党及美、日、印尼等国的黑帮均有不少相同之处,可以视为是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最后问道,在中国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有组织犯罪也日趋严重的今天,黑帮现象是否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呢?
  
  《天朝沙场》
  
  今年第二期的《建筑师》杂志发表了朱剑飞的同题文章,副题为“清故宫及北京的政治空间构成纲要”。文章认为,在传统的建筑史研究和人类学、汉学领域的研究中,社会政治运作和建造形式之间的唯一关联只是象征性。文章力图把研究植根在社会历史环境中,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角度,揭示出建造形式与朝廷的社会运作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空间(不仅指建造空间,也指行动空间)和社会实践的动态变化。
  文章在提出了“空间的连续性”和与之相反的空间片段两个概念后指出,通过封闭达到的片段性,在本质上与人体、个人生活、在暴力冲突中的生存,以及一般性的保守倾向的社会活动相关;而通过开放达到的空间的连续体与思想、机构、颠覆以及创新、革命性的社会活动相关。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常规政治实践”(宦官、后妃及朝臣与君王的关系)、“暴力政治实践”(陈德行刺、林清领导的对皇宫的武装入侵和李自成农民起义覆灭明王朝等事件揭示的起义与颠覆的空间模式)、“世俗话语实践”和“神圣话语实践”(世俗性仪典和神圣仪典中躯体、行动、空间和建筑与封建朝廷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中的空间与社会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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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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