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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婚礼


□ 李坤蓉

  
  我的婚礼非常奇特,为什么说是“奇”呢?奇在突然、惊奇、隆重而紧急,婚前连我这个做新娘的都不知情,亲戚朋友更不知道,就连当时在榆林中学上学的大弟弟坤博(后改名李敏),临时去距榆林很近的横山也来不及通知。又为什么说是“特”呢?因为在陕北榆林举行婚礼的当天,陕北最高军政首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派出迎送贵宾的仪仗队和军乐队,敲队鼓、吹军号、奏喜乐,迎送我这个新娘子过大街、庆婚礼,邓总又亲自作为我们的证婚人,参加婚礼,并致辞祝贺。这样隆重而又热闹非凡的奇特婚礼,在榆林甚至在陕北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1944年4月5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旅旅长陈国宾病逝,由谁接任旅长,对十一旅中共地下党组织革命活动的成败关系极大。因此地下党组织和十一旅的二团及旅部的一些坚决反共势力,展开了争夺旅长位置的斗争。二团特务头子史钫城团长,早就对旅长位置垂涎欲滴,企图谋取旅长职务,加之有旅部军统特务尤在中、秦光南、副旅长吴棻、旅参谋长石佩玖等复兴社分子和旅副官长任怀义及二团副团长张鼎臣等一伙反共分子,为让史钫城接任旅长,他们绞尽脑汁、四处活动。而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和一团全体官兵坚决拥护一贯倾向革命,并多次掩护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活动的一团团长曹又参接任旅长。因此,在陈旅长病重期间,地下党组织就和曹又参商定,由曹守候在陈身边侍奉,使陈十分感动,并在临终时留下建议由曹又参接任旅长的遗言。仅凭此遗言很难挫败为史钫城活动的反共势力。情况十分危急,它关系到地下党组织在十一旅的存亡。
  当时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有牛化东、冯世光、胡立亭、高宜之和我父亲李树林等,他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大家认为只有邓宝珊总司令能决定谁任旅长,而邓总最信任的人是我父亲。因为邓总的新一军原有两个旅,一个旅被胡宗南吃掉,只剩下一个十一旅。该旅在甘肃西峰镇(现西峰市)驻防时,蒋云台趁十一旅旅长去兰州之际,率部包围了十一旅防地,攻进城内,企图吞并十一旅。当时我父亲是连长,虽因“赤共”嫌疑全连已被旅长收缴了武器,但当时形势危急,旅部只好暂借给他一些枪弹。父亲当即率领全连官兵英勇巷战,白刃格斗,众志成城,誓死反抗,很快战胜了来犯之敌,保卫了十一旅的安全。因此,在十一旅划归邓宝珊领导后,父亲受到邓宝珊的赏识和重用。
  在关键时刻,大家一致推举我父亲火速去榆林说服邓总。怎么去呢?为了避过反共分子的干扰,总得找个理由吧。父亲灵机一动说:“我女儿在榆林上学,以到榆林看女儿的名义去找邓总”。大家都认为办法虽好,但要见邓总避不过敌特的干扰。这时,在场的党支部委员胡立亭知道我已20岁,就提议说:他在榆林的姑姑家有个男孩叫李祯祥也20岁了,在榆林上中学,人非常聪明精干,学习成绩很好,能否和李坤蓉结为夫妻,以此事去请邓总当证婚人,不知可否。父亲立即同意并决定:“为了革命事业,我这个不是封建家庭的家长,为女儿包办这个婚姻了”。心想孩子现在年龄小还不懂得此事的重大意义,以后知情会理解的。当即拍板让胡立亭当天马上起程,夜以继日地赶赴榆林通知男方家。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抱着年仅两岁的我的小弟弟李坤厚随父亲骑马出发。在营部工作的老红军、我四舅哈震远陪同照顾母亲,并由营部副官、共产党员闫俊杰带两名警卫护送去榆林。途中经过二团防地时,史钫城已预料到父亲去榆林会对他们不利,便软硬兼施拉拢父亲,父亲说到榆林是专门给女儿办婚事的,他们没有借口可阻止,便派奸细暗中盯梢,跟踪监视,到榆林后见父亲确实是给女儿办婚事,觉得无稻草可捞,便龟缩了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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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陕西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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