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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


□ 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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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有着内容和时间大致限定的概念,即毛泽东的思想统领和型塑社会面貌的时代,它所处的时间阶段应是自1949年到1976年,有些学者认为还可以延伸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以前,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后的1976年到1978年,我们的国家在总的格局方面还是延续毛泽东时代的那些最重要的特征的。
把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视为“毛泽东时代”的起点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因为从那时起,我们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就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之广泛和剧烈,已把“毛泽东时代”和之前、之后的时代区别开来。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和“过去”及“现在”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的长时段因素还在对历史的进程发挥着深刻的影响。我们所处的当下,是从“毛泽东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的结构、传统、思想、风俗、文化情趣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成为过去,它们和80年代后出现的新因素互相交融,构成了当下斑斓的画面。它的有形和无形的留存,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和今天有着“同时代性”。
但是能否把1942—1976年的革命美术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美术”,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的。很显然,在1942—1949年间,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包括对美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那种影响主要集中在解放区或根据地,直到1949年,毛泽东的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才成为全国的中心思想和制度。如果定义为“毛泽东革命美术(1942—1976)”,那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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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下,中国的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高度意识形态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有力地塑造着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面貌。我认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三个因素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军事化的作用及其影响。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共产党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军事化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这大大改变了20世纪初以来,由于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50年代初,国家进入建设时期,从苏联引进的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恢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达到高潮。乌托邦主义伴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60年代初,军事化动员模式在工业管理领域一度后退,但很快又卷土重来,并向其它领域全面渗透。受到意识形态支持的集中划一的思维和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以至“唯军事至上”在“文革”初期达到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第二,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新国家中的角色。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多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与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正如陆定一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期党的队伍中也占了绝大的比重。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组成中,工人成分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北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党员比重的69%。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无法维持温饱;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认识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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