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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小杂志》看明治日本对李叔同的影响


□ 高 婷

  1902年至1903年之间,留日学生以清国留学生会馆为基地,开始发行各种杂志,这些杂志的质量以及影响力均远远超过当时国内的杂志。虽然留日学生发行的杂志内容多样、丰富,但是还没有关于音乐与美术的艺术类专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前往日本留学的人数急速攀升。李叔同正是于清末留日风潮极盛时期的1905年8月赴日留学的。仅隔数月后,1906年2月,李叔同便独立发行了《音乐小杂志》。虽然《音乐小杂志》只出版一期后就停刊了,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本音乐杂志,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等研究领域一直备受关注。
  
  一、《音乐小杂志》中的“乐圣比独芬”
  
  《音乐小杂志》含封页在内共为三十余页,在篇幅上与当时日本的《音乐杂志》基本相同。日本学者西模伟指出《音乐小杂志》的封页上印有乐谱,引用了《音乐杂志》中的文章,是以《音乐杂志》为原型编辑而成的。《音乐小杂志》的封页和插图的设计、内容的选择、翻译、撰写以及乐歌的创作,均由李叔同一人完成。
  在《音乐小杂志》目录之后的页面上,刊登着李叔同亲笔所画的题为“乐圣比独芬”(即贝多芬)的炭笔画像,因为位于社说之前,十分地醒目。李叔同所描绘的贝多芬,有着蓬乱而浓密的头发、历经无数苦难和波折依然不屈不挠的脸庞、坚毅的目光,这些都生动而传神地刻画出贝多芬有异于常人的乐圣风貌。
  在《音乐小杂志》中还刊登了《乐圣比独芬传》。其中谈到贝多芬,说他“性深沉,寡言笑,居恒郁郁,不喜与俗人接……然天性诚笃,思想精邃。每一著作,再四审正,兢兢以遗误为惧。旧著之书,时加厘篆,脱有错误,必力诋之,其不掩己短有如此。终身不娶。壮岁后,忽病聋。迄千八百年,聋益剧;耳不能审音律……千八百廿七年,殁于多瑙,春秋五十有六也”。在文章的最后,李叔同注明此传记摘自石原小三郎所著的《西洋音乐史》。《西洋音乐史》出版于1905年11月,著者为石仓小三郎,“石原”是李叔同的笔误。而《音乐小杂志》创刊于1906年1月,可见,李叔同对当时日本音乐界的动向十分关注,借鉴和吸收了最新的学术成果。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李叔同着力宣扬的,与其说是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不如说是他与苦难抗争的坚强意志,这与其绘制的贝多芬肖像所表现的精神是一致的。
  李叔同对贝多芬的英雄气概及思想性的宣扬,与当时贝多芬在日本被作为英雄来定位有众多的共通之处。日本在进入明治时期后,开始引进西洋音乐。而对于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由于缺乏演奏的能力,一直停留在文字描绘和讲解上。另一方面,从明治末期至大正时期,随着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对陶冶个人精神的关注,贝多芬由于其坎坷的经历、不屈的意志和克己的精神,被视为人性的典范和楷模。在当时的日本,对贝多芬的精神和意志的颂扬要远远先于对其音乐作品的引进。李叔同于明治三十年代后期赴日留学,由于当时在日本亲耳聆听贝多芬音乐作品现场演奏的机会十分有限,因此他注重的依然是贝多芬的精神以及人格。而李叔同对贝多芬产生共鸣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都把塑造国民精神作为处于形成期的近代国家的根本课题,他们寻求的是可以作为国民精神典范的道德精神与品质。而这些知识分子被贝多芬所吸引,与其说是他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如说是他本人在国民精神塑造方面所具备的思想价值。
  
  二、李叔同创作的乐歌作品
  
  1 提倡五线谱。在《音乐小杂志》中,刊登了李叔同创作的三首乐歌。其中的《我的国》和《春郊赛跑》标明为“教育唱歌”,显然是为音乐教育而创作的;另外一首《隋柳堤》被归列为“别体唱歌”。三首乐歌的乐谱全部为五线谱,由于当时留学生创作的乐歌中绝大部分采用简谱,所以显得独树一帜。
  众所周知,简谱是1742年由卢梭提案的记谱法。卢梭将简谱的目的归纳为“更为简明地记录音乐,从而使音乐的学习更为简单”。卢梭之所以创制简谱,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卢梭虽然挚爱音乐,但由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门训练,曾为学习五线谱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因此,他从非专业学习者的立场出发,创制了简谱,力图简化乐谱和识谱过程。
  《音乐小杂志》出版于1906年,当时在中国,留日学生开始仿照日本学校的音乐教育,改编、创作乐歌(即为“学堂乐歌”),而这些乐歌大都使用简谱,这显然是考虑国内音乐师资短缺、学生普遍没有接受过音乐启蒙教育、缺乏最基本的乐理知识等实际情况。从他们的初衷而言,与卢梭对简谱的构想可谓不谋而合,但李叔同《昨非录》一文却对此提出异议。他指出在日本学校音乐教育起步的时候,虽然也曾使用过简谱,但当时已基本改为使用五线谱教学;并就此主张应该在中国推广五线谱教学,以便为音程以及音阶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李叔同提出:“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简谱者,今则白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唱歌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李叔同以日本的唱歌集为典范,直言不讳地对当时中国在音乐教育中普遍使用简谱的现象提出批判。李叔同的音乐观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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