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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造


□ 丁宗皓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平和的表达,准确地说,是被生于六十年代。父精母血,一个生命的孕育过程,是一个被引渡到人世间的过程。我所以刻意地使用“被”字,主要想表达另外一层含义,即:任何一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特定年代文化的产物。引用一位美国文化学家的说法,即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精神背景。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里,生命里打下了什么烙印,就有了什么样的精神胎记,如同一块红而柔软的铁,在流水线上,通过钉子的模具成为钉子,通过路轨的模具则成为铁轨一样,这胎记一生跟随。
所以,六十年代生人就是Made in 1960s,也就是六十年代造。在这个十年的跨度里出生的人,也是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队列的前头已经通过了孔子划定的不惑之年,队尾也将迅速地抵达这个门槛。这是一个带着什么样精神胎记的队伍?——精神胎记的本质,是文化,文化的载体是记忆。我们被什么样的记忆所塑造?
整个六十年代的阳光里,前几年的贫困是成人的事情。如果一个六十年代生人说,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真痛苦。这话不能相信,因为一个人的童年根本就无所谓痛苦,即便有痛苦的话也是成人后的总结,动用了成人的经验,是一个概念。——上帝厚爱人类的标志之一,是童年生活里对于痛苦的天然免疫。
此后的“文革”,对于父母、社会、国家来说是一场人为的灾难,而对于六十年代生人来说,只是一场大人的游戏,期间的苦难、挣扎、扭曲、血腥甚至死亡,充其量是过于逼真的表演,——这样,六十年代生人就和五十年代生人划开了一道鸿沟,从红卫兵袖标的戴上到摘下,五十年代生人经历了乌托邦式的所谓革命理想的幻灭与死亡。而这理想却在六十年代生人身上活着。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在这个时间段里,六十年代生人活动在一个断流的河床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事实上已经使我们的父母失去了这种滋养,他们所受的教育也只是传统文化无意识的熏染。“文革”中的革命意味对于六十年代生人的记忆来说是一种消解和阻断,使他们失去了个人命运叙述和历史真实准确对位的可能。——这样,六十年代造,就是漂浮在时间河流上的一代,他们精神之根扎在模糊的传统文化上。
可是事情没有结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六十年代造在五十年代生人带动的自我意识觉醒里,精神上又深深埋下了自负使命的理性主义,在貌似张扬个性自由的背景下,本质上埋下的是对于社会的深切关怀。这样,六十年代造,实际上最后Made in 1980s。走下生产线的六十年代造,带着传统文化和理想主义双重的精神气质,去赶赴人生的盛宴。
站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也就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里,“六十年代造”们有着太丰富的记忆,一个作家说过,今天的每一个中年人,都拥有着百岁老人的记忆,因为社会发展压缩了历史空间。同时,这个记忆还包括他们自身不断地被边缘化,而他们又不断适应、改造,努力重返生活中心的经历,我相信,那个过程里,他们的创伤深重,这创伤主要来自于他们和现实生活的不断错位,也来自于对于生活意义的不断拷问和缺失,来自于等到他们每一次抵达时,盛宴都刚刚散了,眼前杯盘狼藉。
今天,求利之心成为社会主导观念,相反却激活了六十年代造的求礼之心——传统文化意识的启动。在财富积累面前,六十年代造大多想的是淡泊名利,是温良恭俭让,是红尘之中的宁静致远,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生活的逻辑应该被纳入道德轨迹。而事实上,他们面对着所认同的道德藩篱不断被焚毁的尴尬。很快,当七十年代生人坦然地出现在物质狂欢的生活舞台时,他们的社会意识被凸显出来,和个人的感官享受相比,他们更看重人生的理想色彩、历史的延续性和生活的整体性。这时的他们,像一群保守的老人。
这就是六十年代造的思想框架: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社会重于个人;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群体大于个人;在感官快乐和精神获得之间,精神仍然是终极之地。他们想在精神的废墟上,建造一个王国,并让影子投射到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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