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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的公共领域分析


□ 盘 剑

  本文尝试从编者和作者、集团立场和个人身份的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进行分析、讨论,揭示其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揭开这份在中国电影史上既产生过重要影响又充满着矛盾的电影副刊的历史之谜。

  《每日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的一个副刊,该副刊在中国电影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曾经是左翼电影评论的重要阵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但这个副刊又非常复杂,因为它所依附的《晨报》是当时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的“机关报”。一张国民党政府“机关报”的副刊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阵地?这无疑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它还不仅仅是左翼电影运动的阵地,也同样是反左翼电影的阵地,而其反左翼电影又不是简单地受命于国民党政府。

  《每日电影》这一复杂的情形使人想到哈贝马斯论及的“公共领域”。然而,一份从一开始就完全按照大众传播媒介经营的当时的政府“机关报”的副刊有可能成为公共领域吗?我们知道,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不仅对政府直接主办的报纸而且对大众传媒的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功能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哈贝马斯之所以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报刊”—— 一种他所认为的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所区别,甚至在另一些场合指责所谓的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只是一种“准公共领域”或“伪公共领域”,主要是因为在“商业化以及在经济、技术和组织上的一体化”的背景下,大众传媒在“私人利益”注入的同时公众批判的“私人立场”消失了。或者说,在他看来,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批判”是组织起来的,并且是受某些“完全受市场调节”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竞争”影响的,而不是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批判那样是公众自发的“公共舆论的冲突”,既不受“私人利益”的影响,也“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①。

  不可否定,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确实存在着策划、组织式的批判,其批判立场也不能说不代表媒体本身和媒体背后的支撑势力,但实际情况又是很复杂的,并不能就此便认为其“私人”或“私人立场”完全不存在了,这需要具体分析,其中最关键的是编者、作者的身份,以及编者、作者与媒体、与其所代表的集团之间的实际的复杂的关系——只有弄清楚这些关系才能断定其是否是真正的公共领域,或有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

  本文拟从编者、作者的身份,以及编者、作者与媒体和其所代表的集团之间的实际关系的角度,尝试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进行分析和讨论,试图以此对中国现代电影史、报刊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些长期以来令人困惑的问题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还其历史的真实。

  一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媒公共领域,《每日电影》上的许多有关电影的评论、批判都是由编辑部组织开展的,如对影片《人道》的批判、对美国电影的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揭露与抨击,以及关于“软”、“硬”电影的论争和穆时英对左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电影观的批判,等等,即使是每天的新片评论,也大多由编辑部约请专人撰写。如果从《晨报》创办副刊的目的来看,《每日电影》的诞生也与当时沪上报纸行业的市场竞争有关。还有,《每日电影》不论发起人还是特约作者许多都归属于或代表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集团,如潘公展、王新命属于国民党政府,卜少夫也有国民党背景;洪深、夏衍、郑伯奇、鲁思、唐纳、舒湮等则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或评论家;穆时英、刘呐鸥是新感觉派作家——大众文化的代表,其意识形态与当时的政府当局比较接近;严独鹤、周瘦鹃等属于文化观念新、旧夹杂的鸳鸯蝴蝶派文人。除此之外,主编姚苏凤还曾在“天一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任职,洪深、夏衍、郑伯奇等也都同时是“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最后,《每日电影》的媒体立场当然也是非常鲜明的,虽然该刊也选用自由来稿,甚至设立了“读者俱乐部”栏目,并在栏目中明确标示“此栏所载稿件,由投稿者自己负责”,但从各期情况来看,其选用的稿件立场也是与《每日电影》的总体立场相一致的。

  由此可见,《每日电影》具备了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所有“伪公共领域”特征,然而,问题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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